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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临汾为中心，在临汾以西和以东地区开展工作。四团在临汾西南襄陵‘古城‘汾城等煤矿区的几十万工人中开展工作，我们二团即在临汾以东，包括翼城‘浮山‘大阳镇‘北王村一带开展工作。师部驻在临汾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临汾城被我们四面包围着，城里的敌人不多，不敢出来骚扰，我们也没有去动他。我们的队伍适当地分散了，休整了下来。
这个时期我们的主要工作任务是：扩大占领区，筹集资财，扩充部队，做群众工作，宣传抗日，揭露阎锡山的罪恶，开展地方工作，建立地方党委和游击队。这些任务交由部队来承担。这样，部队由打仗转入地方工作，大家都感到负担很重。
要很好地完成任务，首先就要充分做好群众工作。我们首先进行调查，了解阎锡山这个土皇帝统治山西几十年的恶行。然后，组成工作组，每天打着红旗一村一镇地去向群众进行宣传，揭露阎锡山在山西推行军事防共‘政治防共‘经济防共的真实目的，揭露他同蒋介石又勾结又矛盾，在山西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一套政策，是意在消灭共产党，让日本人占领全中国，同时，我们还特别告诉广大群众，阎锡山的“土地村公有”和所谓的“公道团”，都是为地方豪绅服务的，是欺骗人民的做法，实际上是剥削穷苦人民的种种手段，我们还向广大群众宣传红军东渡抗日的主张，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宣传取消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的合理要求。经过广泛宣传，加上红军军纪律严明‘官兵一致‘爱护群众，和我们打土豪‘分粮食救济穷人等实际行动，使群众对我们越来越了解，广大贫苦群众也越来越热爱和支持红军。很快，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贫苦群众就同红军亲如一家人了。当时，我们占领的广大地区治安情况良好，群众昼夜往来无阻，连小偷都见不到一个。阎锡山的队伍和地方民团组织的政权都被摧垮了，但表面上保甲长还在维持秩序。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我们找到了一些地下党员，帮助他们发展地下党组织，并建立了一些游击队和游击小组。同时，工作组每天打着红旗外出活动，一面宣传，一面就进行扩兵。当时，刘亚楼‘邓华对扩兵工作抓得很紧，几乎天天打电话催报数字。一天，四团在襄陵煤矿一下子扩了二百多，邓华马上把这个数字告诉我们，并号召我们三个团展开竞赛。可我们这边没有襄陵那样的大煤矿，怎么办哪！经过努力，我们二团也扩大了六百多人，其中有一些是上过中学或小学的，我们还扩来了一个山西大学的毕业生，以后送到师政治部当了民运干事。可以说，我们在山西扩兵很有成绩。据统计，东渡黄河以后，一军团扩充了八千名新战士。
再就是筹款‘筹物资。办法还和以往一样，由部队的政治机关和供给部门共同组织打土豪。抓到地主，就一批一批地罚款，从几百到几千不等。同时没收地主家的布匹‘粮食和盐等物资。我们把布匹分给部队，准备给战士做单衣。没收的粮食，除留下部队吃的以外，其余都分给当地贫苦群众。
我们在晋南地区共分散活动了将近二十天。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不仅在晋南乃至整个山西地区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而且还发展了队伍，增加了资财。
在我们离开山西的时候，我们一军团还帮助山西的地下党组织起一支有七百多人的游击队，并派萧望东任这支游击队的支队长，张国绘任政治委员。不过，在红军西渡黄河回到陕北后，他们终因敌众我寡，加之没有根据地，最后没能在山西站住脚，半年后由萧望东和张国华带着一批游击队的骨干回到了陕北。
五‘回师陕北
在我军主力分兵南下‘北上以后，阎锡山再次请求蒋介石派兵增援，同时加紧集结部队，准备对红军发动反攻。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蒋介石派陈诚到山西担任总指挥，四月中旬，他又派遣十个师的兵力，分两路进入山西增援。其中一路五个师自潼关入山西，另一路五个师自正太路西进。与此同时，阎锡山调集了五个师又两个旅，由晋中南赶来，企图首先夺取由红军控制的各个部门，封锁黄河，堵住我们的退路，然后分别围歼我左‘右路军于黄河以东地区。为配合这一行动，蒋介石还强令在陕西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向延长‘延川出动，袭击我军后方。这样，我们留在陕北的部队，兵力显得过于单薄，难以抵挡敌人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定，为保存抗日力量，避免与优势敌人进行决战，红军回师，逐步收拢兵力，西渡黄河，撤回陕北根据地，以彻底粉碎蒋介石“围剿”陕北根据地的计划。
四月下旬，我们二团奉命经临汾‘蒲县‘午城‘大宁往西北转移，逐步向十五军团靠拢。这时，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已进抵晋南，而且占领了大宁县城，正向午城前进。
四月二十八日，正当我们向西北转移的时候，走在前面的五团同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关麟征的队伍遭遇，双方随即对峙起来了。我们二团‘四团和师部迅速绕过午城，到了午城以西。这时军团部给二师下的命令是，要坚决把关麟征的队伍堵住，不让它再往前进，限期是一个星期，以掩护整个一军团以至整个抗日先锋支队安全西渡黄河。
开始三天，是五团在那里抗击敌人，我们在后面待命。山西的地形很特殊。由于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到处都是因雨水冲刷而形成的高地和沟壑。像陕北一样，山西的高地也叫塬，这种塬大都是四边陡峭‘下有深沟‘顶上平坦，塬与塬之间只有很窄的一块地方相联，名曰“腰险”，是个要隘，只要守住了这块地方，敌人就过不来，要想翻沟上塬也很困难。因此一开始五团守得还算顺利。
没想到第四天午夜，国民党军从远处绕到午城后面的师部附近，袭击了五团，五团死伤了好几百人，团政委林龙发负了重伤，师参谋长钟学高也牺牲了。在这种情况下，师部决定把五团撤下来，要我们二团顶上，去接替五团的防务，堵截关麟征的部队。
二团上去后，利用各个塬口的“腰险”，构筑坚固工事，顽强抗击了三天，使敌人没能前进一步。到了第七天晚上，师部突然接到命令，要二师向西南方向撤退，把敌人引向西南。因为在我们的西北是永和县，而永和县就是我们预定的渡河地点。因此要我们二师诱使敌人向西南走，让他们离我们的渡口远一点。接到军团命令时，正好是我们二团紧靠着敌人，于是师部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团。
接获命令，我们当即与敌脱离接触，回头快速向吉县前进。天快亮的时分，部队就来到离吉县十几里路的地方，看到山坡上有敌人的一个连在放连哨，于是断定吉县驻有敌人的部队。我们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师部。这时师长刘亚楼的羊癫疯发作了，神志不清，什么事都不知道，被人用担架抬着走了，政委又负了伤，师里只剩下了政治部主任邓华和接替钟学高参谋长职务的熊伯涛。邓‘熊二人命令二团在吉县附近坚守，掩护全师向西转移，师部和四团‘五团先走，我们在后面作后卫掩护。
当时，梁兴初和我看到山坡上的敌人只有百把人，而且离我们不到一里路，就想不如趁这个机会，把这个连搞掉。经过商量，我们当即下达命令，要一连和三连很快出动，消灭山坡上的敌人。这两个连摸上去以后，很快就把敌人包围了起来，只二十来分钟，敌人就全部缴械投降了，把这个连全部捞来了。天亮以后，我们全团迅速撤退，吉县的守敌没有敢追。就这样，我们在山西打完了最后一个小胜仗。
回到师部，我和梁兴初把作战情况报告了邓华，这时刘亚楼的病也已痊愈，恢复了神志。他们表扬二团作战主动积极，认为我们在这次掩护大部队渡河的斗争中起了很好的作用，同时批示我们要缓慢地向永和前进。
五月五日，当我们到达永和时，刘亚楼已在那里等待我们。他告诉我们，四团正在渡河，要我们赶紧做饭吃，吃完饭立即渡河，他还告诉我们，毛主席刚刚渡过河去。到这时候我们才知道，毛主席是一直跟随我们一军团行动的。我们当时非常惋惜，因为到得迟了那么一点，就没能见到毛主席。
很快吃完了饭，我们开始紧跟着四团渡河。渡船很大，一条船可以坐七‘八十个人，来回十多次，我们全团就都过了河。我和梁兴初是最后跟随三连一起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