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１蹙啦於拥取＞啦焖兀恐饕嵌缘笔焙煳辣囊恍┐砦笮形啦欤胍哉庵址绞嚼醋约航逃约骸⒆约壕啦熳约骸Ｊ导噬希獗曛咀乓徊糠智嗄暄缘笔薄拔幕蟾锩钡囊恢种匦氯鲜叮嵌浴拔幕蟾锩钡囊恢址此肌�
西城纠察队成立以后，即发出了一系列通令，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求对红卫兵中违反政策、随便打人者，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并规定了“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信”的纪律。这些通令曾在全国流传一时，产生了一些积极作用。除此之外，“西纠”还保护过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张治中、李宗仁等一些著名人士的安全。
不久，随着“文化大革命”斗争的更加扩大化，许许多多的老干部，包括相当一部分中国最高阶层的领导人被打倒、被靠边站的时候，这些青年学生在政治上就更加清醒了。到了十一月，北京的三个红卫兵纠察队在北大附中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并且喊出了“踢开中央文革闹革命”、“江青不要太猖狂”等口号。这一下惊动了毛泽东、江青和中央文革。为了应付这一局面，江青与中央文革一起，专门研究了“联动”的问题，亲自将“联动”定为“反动组织”。于是，“联动”被强行解散，“联动”在各地的联络站全部被摧毁，负责人也几乎都被逮捕。一直到一九六七年四月，这些被逮捕的“联动”负责人，才由毛泽东亲自下令予以释放。
随着“联动”的被解散，在一片批评声中，北京乃至全国的中学红卫兵运动也就走向了末路。不少以前“闹革命”十分积极的青年学生，这时变成了“逍遥派”，他们从此不再关心“文化大革命运动”，各自找自己的出路，不少干部子弟就在这个时候参了军。
与北京的中学红卫兵相对应的，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首都红卫兵司令部”，他们的领袖是五个人，即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和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这五个人，当时被人们称为造反派的“五大领袖”。当时，他们五个人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全力支持，他们对中央文革真可以说得上是有令即行，有禁就止。当时在北京乃至全国，都可说得上是风云一时的人物。
不过，这些“司令部”存在的时间也不长。随着红卫兵使用价值的终结，这些“司令部”以及当年威风八面的“五大司令”，也就很快随之烟消云散了。“五大司令”之首的聂元梓，一九六九年底被发配到江西的一个农场劳动，一九七一年初被隔离审查，一九七八年四月被正式逮捕，一九八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
与聂元梓一样，其他几大“司令”的命运也差不太多。一九六六年因打倒刘少奇的需要，而在一夜之间大红大紫的“学生领袖”
蒯大富，一九六八年底就被毛泽东抛弃，流放到宁夏，一九七O年被隔离审查，一九七八年被正式逮捕，一九八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谭厚兰一九七O年被隔离审查，一九七八年被逮捕，一九八二年因患宫颈癌在保外就医中死于湖南湘潭老家。韩爱晶一九七一年被隔离审查，一九七九年被正式逮捕，一九八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王大宾一九七一年被隔离审查，一九七八年以反革命罪被捕，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一九八三年得以获释。
这就是当年叱咤风云的“五大司令”的结局。
九、军队院校的“文革”
在军队怎样搞“文化大革命”的这个问题上，林彪与中央文革以至毛泽东之间，曾经有过不少的矛盾和冲突。
从总的方面看来，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林彪长期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对他一直都十分崇敬。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管林彪是否衷心拥护，但同周恩来一样，他都全力去执行毛泽东的部署和计划，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对江青，最初因爱屋及乌，林彪对江青也是很尊敬，对江青提出的问题，也很重视。
但是，作为主管军队工作的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至少在两个问题上，林彪的态度是比较明朗的：一个是希望军队能相对地稳定下来，至少不要像地方那样搞得一团糟，否则如果敌人乘机入侵，就无法履行保卫祖国的职责，也无法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代；另一个就是不希望军队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认为地方的事情，应该让地方自己去搞。
但在当时，林彪的愿望是很难实现的。首先，他不希望在军队里搞“文化大革命”的这一想法，在军队院校里就行不通。当时军队的院校很多，单是空军就有四十多所，其中包括十八个飞行学校和空军学院、空军技术学院、空军工程学院、空军政治学校、空军地勤学校，以及雷达、高炮、导弹、通讯、后勤等学校。至于全军的学校，那就更多了。
一开始，当一九六六年五、六月全国各地的地方院校“停课闹革命”、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出于林彪不在军队中搞“文化大革命”的想法，军委及时对军队院校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几条规定，明确规定军队院校只进行正面教育，只在本单位内搞“四大”，不准搞串联。但是，自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京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一种狂热的政治气氛逐渐影响了全国。与全国的形势相比，军队院校就显得跟不上形势了。于是，军队院校的不少人就涌向北京，到中央文革那里去闹，要求和地方院校一样，同样给予他们在全国进行大串联的权利，并要求允许他们进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接见。
于是，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中央文革和江青就把军队院校师生的意见，端到了军委，端到了林彪那里，说：“地方的学生能串联，军队的学生为什么不能串联？应当让他们进北京来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鉴于江青与中央文革的特殊身份，林彪不能不对此加以认真对待。经过考虑，他要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同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一起讨论一下，看看究竟怎么办。在会上，大家提出，军队的院校师生进北京来见毛泽东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接见以后，必须立即返回原单位，不能同地方的学生搞串联，不能干预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林彪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对军队院校师生进京接受毛泽东的接见作了三条规定：第一、军队院校的师生可以分期分批地来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检阅，但是接见以后，必须马上返回原单位。第二、来北京以后，一定要模范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要有组织地来，并且一定要有领导带队。第三、来京以后，由军队负责接待，不准到外面去串联。
之后，林彪又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上旬授意全军文革草拟了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文件由林彪当面请示毛泽东同意之后，于十月五日经军委和总政治部联合签署下发执行。《紧急指示》虽然也说：“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但同时又明确规定：“为了搞好军队院校的斗、批、改，应当允许进行革命串联和调查，但军队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紧急通知》一发出，大批的军队院校师生涌入北京。结果怎么样呢？他们也跟地方学生一样，来了就不肯回去。只有空军的飞行学员，因为要进行飞行训练，间隔时间不能太长。我一动员，他们就立即回去了。这些飞行学员算是听指挥的，在毛主席接见以后就回去了，可其余的根本就不肯走，有的回去了，但是第二次又来了。这些滞留在北京的军队院校学员，很快就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与地方院校的学生串联在一起，开始在北京“闹革命”。
这些军队院校的学员在北京首先冲击的是国防部。当时，国防部在北京北海公园一带，与总参、总政、国防科委等单位在一起。十一月上旬的一天凌晨三点，军队院校学员们突然包围了这几个军事机关，吵吵闹闹地叫嚷着要揪出副总参谋长李天佑。他们认为李天佑不久前去张家口检查工作时，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天，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