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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下来是陈毅讲话。他说：“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庐山公开跳出来反对毛主席，应当彻底批判。”他还说：“林彪这个人在井冈山时我就知道，有一次他在朱沙冲，一下打了一个歼灭战，把进攻的敌人消灭了。以后到红四军、一军团，都打了很多胜仗。我一直很崇敬林彪同志，所以由他来主持军委工作，我们是完全可以信任的。”然后，主席台上的其他人一个接着一个发言，其内容都是批斗彭德怀，并表态拥护林彪出来主持军委工作。
林彪在最后讲了话，主要是号召大家继续批判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的错误。在林彪的讲话中，还讲到了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林彪说：“彭德怀这个人有野心。他以前的名字叫彭得华，就是说，他要得整个中华。”
会议到了最后，罗瑞卿宣布，将所有到会的师以上干部，划分为两个大组，分别在两个地方揭发批判彭德怀和黄克诚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还宣布，了解彭德怀的人参加斗彭德怀的那个组，了解黄克诚的人参加斗黄克诚的那个组，我和刘震则被分配到了斗黄克诚的那个组。对斗争彭德怀的情况，我不完全清楚。前几年看到一九八一年出版的《彭德怀自述》，在这本书中，对当时的斗争情况有这么一段描述，我认为是如实反映了当时历史面貌的。
彭德怀在《自述》中说：
在会议发展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我就是持这种态度，赶回北京来作检讨的。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唯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追逼的现象。特别是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期间，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不供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成、纲领、目的、名单，就给加上不老实、不坦白、狡猾等罪名。有一次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时，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号：“你快交代呀”，“不要再欺骗我们了”，逼得我当时气极了，我说：“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吧。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吧。”有几个同志就说我太顽固，太不严肃。
在我们那个斗争黄克诚的那个大组会议上，大家出于对毛泽东的无比信任，也是斗得非常起劲。这个大组里，是苏振华、刘震在主席台上主持会议。有些人在台上大喊大叫，非常积极，真有点像以后红卫兵的那种劲头。我想当时出的会议简报，是会真实记录下一些人的历史形象的。
批斗黄克诚的过程中，一开始我没有发言，后来有的人看我不发言，就对我说：“你跟他在一起工作了那么长的时间，了解的事情不少，怎么不讲啊？”我一看，大家都在积极发言批判，我如果什么话也不说，肯定是过不去的。于是，我就说了关于他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说黄克诚打仗有点往“右”偏，有点保守。由于他的这一指导思想，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三师在苏北有些仗打得就不是太好。到东北后，他又认为没有前途，一定要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
第二件事，是说黄克诚有“本位主义”思想。这件事说的是，他把新四军三师的一些剩余的黄金，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他先把“小金库”带到东北，继而又带到天津，最后竟带到湖南去了。
第三件事，是说黄克诚一件任用自己侄子的事。我们在苏北的时候，黄克诚有一个侄子叫黄楚三，原在国民党军李明安的部队里当情报科长。来到三师后不久，就由黄克诚和洪学智介绍，在齐齐哈尔入了党。入党后，就当了师特务团的参谋长。我认为，黄楚三的职务提升得太快了，不妥当。
那次会议上，我对黄克诚就揭发了这三件事。对庐山上的黄克诚的所谓错误，我一句也没有说。不过，受到当时会场气氛的影响，说到最后，我也对黄克诚拍了桌子。
我当时想，这几个问题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揭发出来，既能让我安全过关，也不会对黄克诚有什么大的损害。我万万没想到，我所说的第二个问题，竟然被人利用，成了一件让黄克诚十分痛心的事情。
一九九四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克诚自述》中，有关于这件事的两段文字，现抄录如下：
斗争会上对我的揭发中最耸人听闻的是莫须有的“黄金”问题。提出此事的是空军的吴法宪。这一来又像是爆发了一颗炸弹，会上一片哗然。我一向被认为是清廉、克已的人，忽然间似乎成了大贪污犯，人们感到意外。但了解我的同志都不信。
所谓“黄金问题”，是指新四军三师奉令从苏北开到东北时所带的一部分经费。当时数万大军千里出动，当然不能不带钱。但当地的抗币只能在本地使用，一离开根据地就不能用了。三师在苏北根据地经营了好几年，经济情况较好，大军出去时，除换了些法币外，还设法换了些黄金，以备紧急情况下使用。由于用得节省，一直到东北根据地建立、部队改编时，师部所带的金子还有一些剩余。我取得组织同意，将这一部分经费，带到西满军区。东北解放后我出任天津市军管会主任及市委书记。那时这剩余的黄金，仍在负责保管它的翁徐文之手。翁问我怎么办？我当时已知将到湖南任省委书记，湖南的烈士很多，从前是老革命地区，现在又是新解放区，我一向多考虑困难，怕有特殊需要，就让翁徐文请示并取得李富春批准，把这笔钱又带到湖南。到湖南后，开始还用过少许救济军属、烈属。但省的经济情况较快好转，问题均能解决，这笔钱就用不着了。于是我让翁徐文将这笔钱上交给湖南省财政部门。这笔款项由始至终，均由翁徐文经营。我虽有批用权，但从没有直接经手过。
当时我的确没有想到，我在会上说的这个“本位主义”问题，竟然在那种场合下被人曲解为黄克诚有贪污行为，并导致了罗瑞卿等人以后对这一问题的调查。虽然以后的调查证明，黄克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徇私的问题，但对于一向注重自己廉洁名声的黄克诚来说，这件事已经对他造成了较大的伤害。因此，这些年来，我每当回想起这件事，总是感到深深的痛心和内疚。
不过话又说回来，直到现在我也仍然认为，我在批斗黄克诚会上所说的三个问题，除了在第一个问题上因受到当初华中局不正确看法的影响，对他有所误解，说得不对之外，其它两个问题，包括这个所谓的“黄金问题”，都没有什么大的差错。就拿这个“黄金问题”来说，他的这种行为，的确有些值得商榷。部队已经整编，就应该把剩余的黄金交由上级部门去处理。可他不仅没有及时将这些黄金交给上级部门，反而将这些黄金带到西满，带到天津，带到湖南。不管他当时是怎么考虑的，我还是认为，他这样的做法，多少有一点“本位主义”的味道。
毋庸置疑，黄克诚是一位党性强、作风正派、坚持原则、廉洁奉公和敢于坚持自己意见的好同志，也一直是我尊敬和感谢的人。抗日战争时期，我很长时间都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对他是有一定了解的。我认为，黄克诚是一位好领导、好老师，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在他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尤其在个人品格方面，他更是我学习的榜样。关于他的一生，中央已经在他的悼词中作了评价，我认为这些评价是当之无愧的。但话又说回来，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点缺点也没有，黄克诚也一样。所以，一些小小的缺点，丝毫不会影响黄克诚的形象。
当然我必须承认，我当时在会上的“揭发”，不论我自己是出于什么样的用心，事实上都给黄克诚带来了较大的伤害，使他蒙受了不应有的屈辱。在此，我再一次向他表示深深的歉意，愿他的在天之灵，能原谅我在他生前曾对他有过的不敬。
就这样，斗争黄克诚的会议，开了五、六天后，大家该说的也差不多都说完了，就没有什么人发言了。就在这时，罗瑞卿突然来到批斗黄克诚的会场。他一来就直接站到主席台前，厉声责问道：“黄克诚，你在三军团时就造我的谣，说我在长征后期，在三军团当政治部主任的时候，杀了三军团的一些人。我杀了什么人呢？你的根据是什么？”
听了罗瑞卿的责问，黄克诚很快就回答：“不错，是我讲的，是钟伟告诉我的。他现在也在会场上，你可以问他。”罗瑞卿当场指名，要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