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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要苏联帮助我们搞空军，搞航空工业。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就在中央书记处召见刘亚楼以后半个月，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时提出，中共中央准备在一年左右时间，组成中国人民的空军战斗部队，配合渡海解放台湾，要求苏联向我出售飞机，并帮助中国训练空军技术人员，并请苏联派出空军顾问来华，参加中国空军的建设工作。
在达成初步协议后，八月一日，中央又委派刘亚楼率王弼、吕黎平等人赴莫斯科，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空军的各项具体问题进行商谈。刘亚楼等在莫斯科，会见了苏联国防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和空军总司令维尔希宁等人。经商定，苏联同意向我出售飞机，并派专家、顾问，帮助我国建设六所航校和组建一个空降旅，因为那个时候中央正考虑攻打台湾。接着，王秉璋又三次去到苏联，商谈援建空军的各项具体问题。
根据中苏双方的协议，从一九四九年十月开始，一直到一九五O年的一、二月份，苏联政府将航空设备和教学设备陆续运抵满州里。这些设备绝大部分都是用火车运来的。当时正值数九寒天，在冰天雪地的满州里，负责接站转运的同志冒着摄氏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在露天站台认真地进行检查、登记和分配，按时把一百多架飞机，以及相应的航空发动机、航空器材、降落伞、塔台车、活动修理车、充电车、充气车、空气压缩机、加油车、滑动车、交通车、吉普车等，安全地分别送到了第一至第六航校的领导人手里。老航校即七航校，则依旧使用原有的日式飞机进行教学。
随着苏联援助设备的到来，聘请的苏联专家也陆续先后来到第一至第六航校。从校长顾问一直到空、地勤教员，以及维护飞机的机械师，都是全套的苏联顾问；航校所用的教材，甚至一直到有关条例、条令和规章制度，几乎一切都是苏联航空学校在中国的翻版。
为了解决苏联专家的翻译问题，我们一方面自己积极寻找物色翻译人员，另一方面向中央提出这一问题，请中央帮助解决。后来经中央同意，我们到各省和一些大城市选了一批俄文翻译，分配到各个航校。对这些翻译，我们在生活上给予了很好的照顾，让他们享受空勤灶的待遇。这样航校的翻译工作就大有改善，翻译水平提高了，各个航校的教学质量和效果也就进一步提高了。
同时，为了迅速提高空军指挥机关的指挥能力和工作水平，一九五O年一月，在刘亚楼的倡议下，空军聘请了十九名苏联专家及翻译来空直机关帮助工作，请他们分别担任顾问长、参谋长顾问及作战、情报、训练等顾问，其中顾问长和参谋长顾问是 有少将军衔的苏军高级军官。
一九五O年底，我们又为空直机关增聘了十五名苏联顾问，这些顾问绝大多数都是搞技术业务的，也有个别政治顾问，但他们只管苏联顾问团内部的党的工作，只管他们自己的事。
当时，我们空军的司令部、政治部，设在北京天安门附近东交民巷的原美国兵营。苏联顾问团来了以后，有关方面就把空直机关东边的原荷兰驻华大使馆和德国驻华大使馆，划为顾问团的驻地。这样，顾问团与空直机关相距仅一箭之遥，顾问团在东头，我们在西头，我们可以随时去找他们谈工作，联系和商量问题，有时候就合在一起办公。那一段时间，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参谋长王秉璋等，都配有专职的俄文翻译。我同顾问团的接触相对较少，所以没有配翻译。
同时，各大军区的空军领导机关也聘请了相应的苏联顾问。正是在这些苏联顾问的帮助和指导下，我们逐渐熟悉了空军领导机构的一整套业务工作，为空军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最必要的基础。所以，完全可以这样说，中国空军的建设，同苏联党、政府和苏联空军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正是由于这些特殊的历史情况，中国空军领导机构和航空学校的建设，不可能避免地一开始就基本上都是苏联空军的翻版。
对这一现象，我们当时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在空军建军初期，空军党委曾提出了一个原则，就是“学到手，消化了，再提高，再创新”。即：先把苏联的经验学到手，然后再在学到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提高。也就是说，要先向苏联专家、顾问学习，积极与他们交流经验，认真吸收他们的经验，并主动征求他们的意见，在学会并很好地消化了他们的经验之后，再来根据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改进我们自己的指挥系统、战术训练和改装训练。我们把这条原则作为建设空军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针。
由于苏联专家对初创时期的中国空军起着非常关键和重要的作用，因此，团结好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及翻译，做好他们的工作，管理好他们的生活，就成为空军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和主要内容。
早在一九四九年底，航校的苏联顾问来华以后，刘亚楼就在空军党委提出了两条，第一、对苏联专家的知识和经验，要全部照搬、全部照学，等搬过来、学到手之后，再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创新。第二、要和苏联专家搞好关系，要把他们看成是老大哥，尊重他们、团结他们，向他们学习，并且照顾好他们的生活，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全心全意地培养中国的飞行人员和技术干部。
为了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以后，我们又陆续提出和实行了几条：
一、搞好“一对一”的关系。所谓“一对一”，就是要求苏联专家同中国学员按专业对口结成对子关系，对子之间，包教、包学。例如：由一个苏联飞行员包教一个中国飞行员，一个苏联机械师包教一个中国机械师。我们强调，在“一对一”的活动中，老师必须爱护学生，学生必须尊重老师，对子之间的关系必须搞好，要亲密地团结在一起。我们还特别要求中国学员，要力争把苏联专家所教的全部学过来。因为，我们和苏联专家的共同的目标，就是建设一支强大的中国人民空军。
二、强调同苏联专家搞好关系，尊重他们，一般的不提缺点，不批评。当时空军有一句话，叫做“有理无理三扁担”，意思是说，如果和苏联专家的关系搞坏了，不管你是有理还是无礼，都要受到批评。
当然，我们同苏联专家之间有时也会发生矛盾，小的矛盾也就算了。遇到一些大问题，我们就反映给周恩来总理，由周恩来总理反映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苏联总顾问，通过他去对空军顾问团进行说服教育和处理。当时，有那么几个顾问表现不好，总喜欢调戏妇女。听到我们的反映以后，苏联总顾问就把这几个人调回国去。我们解释说，我们两国的风俗习惯不同，中国的妇女比较严肃，不像你们那里开通，有一些做法，在我们这里是不允许的。听了我们的解释，顾问团的专家们也说，我们苏联也一样，不能那么随便。
以后，我们就注意找机会向他们介绍中国人民的风俗习惯、礼节、礼貌、规矩等，介绍的含意就是，我们十分尊重你们，你们也得尊重我们。这个办法很起作用，以后就很少发生这方面的问题了。
三、尽量照顾好专家的生活。尽管当时我们在各方面都很困难，但我们都想方设法地照顾好苏联专家们的生活。比如住房，宁肯我们自己住得差一点，也要把好房子留给顾问团。尤其是时间稍长，专家们的妻子、孩子来了以后，更是尽量让他们有一个舒适的居住条件。在伙食上也是如此，我们经常加强对炊事人员的教育，要求他们在规定的范围内，尽量把伙食搞好，尤其注意要搞好空勤灶和地勤灶，让苏联专家们吃好。
我们注意帮助苏联专家搞好文娱活动。当时，我们除在顾问团驻地安排电影室，定期放映电影外，还准备了国际象棋、台球、排球、篮球等文体器具。苏联人喜欢跳舞，而在航校单独组织舞会有困难，好在航校的驻地一般都是大、中城市，通过同各地文化部门的交涉，他们都同意对苏联专家参加舞会给予特殊照顾，并为此发了专门的票证，从而解决了专家们的周末活动问题。于是，每逢星期六的晚上，各航校都专门有人带苏联专家出去参加地方上组织的舞会。
四、对牺牲的专家给予厚葬和悼念。在航校建设过程中，专家们都是全心全意的帮助我们培训空地勤人员，但有的也存在着急躁冒进情绪，希望培训得越快越好。结果出了事故，不仅牺牲了中国的飞行员，也牺牲了苏联专家。碰到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