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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先去各总部报到，然后又专门找到萧华，问他对空军的工作还有没有什么交待。萧华告诉我，他在空军的时间也不长，对空军的情况也不太了解。他要我先到空军去，到工作岗位后再逐渐地去了解情况。他建议我要调查研究空军政治工作的特点，抓好干部队伍的建设，边工作边学习，从实际出发开始工作。另外，他嘱咐我要安心在空军工作，不要再提出变动工作的要求了。
一九五O年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空军委员会名单，决定：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常乾坤、王弼五人为空军党委常委，刘亚楼为书记，吴法宪为副书记。
二、空军初建
这样，我的情绪就稳定下来了，开始了解情况。我依次召集了司、政、后各部的负责人来汇报情况。汇报会上，我只听不说，更不提什么意见。当时我的内心很紧张，因为我对空军应当怎么搞，心中无数，而且我对空军的一些技术业务，包括飞行、领航、地勤、气象、雷达、机场建设、营房建设、通讯等都一窍不通，只能是先当学生，先学习，求教于各种专业干部和人员。至于政治工作，由于我参军以来一直搞政治思想工作，对有些问题就能比较主动提出一些意见，但对怎样结合空军的飞行业务和各种技术业务，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也还是心中无数。
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我了解到空军的各级领导骨干，主要来自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批以常乾坤和王弼等人为代表，是在大革命时期由党中央派去苏联学习的。我们的党中央，早就有意建设起一支自己的空军飞行部队。早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就派了一些人去苏联学习航空，其中就有常乾坤和王弼。常乾坤是山西人，黄埔学生，在苏联曾入茹可夫斯基空军学院学习，学的是飞行和领航，主要是领航。王弼是江西人，参加过南昌起义，在苏联学的是地勤，从机械师一直干到了工程师。他们两个去苏联以后，一直没有机会回来。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共中央通过关系，才把他们先接回新疆，以后又接回到延安。以后就在中央军委航空处担任领导工作，负责搞航空工作。
第二批是一九三七年由中央派去新疆航空队学习的学员。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政府新疆督办盛世才，在苏联政府的援助下，开设了一个航空训练班，在各地公开招生。为此，中央在延安挑选了十九名有点文化的青年战士和基层干部，并就近在西路军失败后滞留新疆的部队中挑选了二十五名干部、战士，送进了这个航空训练队学习，其中在飞行班学习的二十五人中，机械班学习的十八人，一人因病返回了延安。在经过刻苦学习，这批人终于顺利毕业了。不想，在一九四二年，盛世才在蒋介石的逼迫下变脸反共，杀害了中共中央驻新疆办事处的陈潭秋、毛泽民等，同时还把航空队的这一批人都抓起来关进了牢里。一直到抗战结束，毛泽东、周恩来去重庆谈判，通过当时的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进行协商，才把这批人弄回延安，统一分配在军委航空处工作。这批人中间，有吕黎平、陈熙、安志敏、方子觉、袁斌、胡子昆等人。
第三批是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老航校的毕业学员。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中央决定在东北创办一所航空学校，为创建人民空军培养人才。常乾坤、王弼告诉我，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关东军，包括关东军空军全部缴械投降，但好多飞机被苏联人拉走了，只剩下一些残兵游勇，交给了我们，其中包括一个日本的航空大队。这个航空大队中，有机械员、机械师和工程师，还有一个飞行技术比较好的大队长林弥一郎和二十多个飞行教员。我们就利用这些人，组织了一个航空队。我们同时派干部进去，告诉他们要很好的工作，服务好了，就让他们回国去，这是他们最大的愿望。
不久，常乾坤、王弼他们率领延安航空处的一批干部来到东北，同日本这些飞行技术人员会合在一起。这几批人，包括大革命时期派到苏联学习后回来的，一九三七年派到新疆学习后回来的，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的刘善本，以及接收过来的日本飞行人员和地勤人员，就一起组成了东北民主联军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以后就称之为老航校。他们在日本人遗留下来的一些机场里艰辛地搜寻遗弃的飞机、发动机、航空器材和汽油，拼凑成了一百多架飞机。
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式成立，代号“三一部队”。以后当务之急就是招生问题了。
航校的第一批学员就是从新疆航空队回来的那些人，他们虽然在新疆分别学过飞行和地勤，但是入狱几年，再加上在延安没有飞行的条件，四、五年下来，也就生疏了。航校办起来以后，首先就让他们重上飞机，由日本教官带飞，待我们的技术业务恢复和熟练以后，再吸收新的学员。由于所找到的航空汽油很少，油用光了，就试验用酒精来代替，结果也是一样可以飞行。
一开始打算从部队干部、战士中挑选学员的，但前方战事吃紧，部队正在打仗，只好作罢。后来又想在东北地区招生，但是那里的青年学生大都长期受日本人的奴化教育，文化水平比较低，身体素质比较差，在政治上又要经过审查。正好在这个时候，山东抗大一分校到达东北，他们带来了一千多名学生，都是从战斗部队中选送培养的青年战士和胶东老解放区吸收的青年学生。这些人就成了航校选调飞行学员的最好对象。结果，航校从东北和山东的抗大分校中选拨了一百二十多名学员。就是这批人，在后来的抗美援朝中，不少人都成为了战斗英雄，如王海、邹炎、张积慧、刘玉堤、鲁珉、林虎、李汉、马杰三、白云等。
这样几批人，就成为组建空军的主要力量。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中央抽调的大批成建制的陆军部队机构和人员。中央、中央军委对筹建空军十分重视。一九四九年七月十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提出组建空军的问题。他在信中指出：“我们必须准备攻占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空军。”第二天，七月十一日，中央书记处就召见正在北平、曾在东北兼任过老航校校长的刘亚楼，谈建立空军的设想，并责成刘亚楼提出空军主要领导干部的入选名单，以及空军领导机关组成的建议。
在听取了刘亚楼的意见后，七月二十六日，中央军委给第四野战军领导发去电报，提出“空军领导机关准备以第四野战军十四兵团直属机关加上军委航空局的人员组成。”八月一日，中央军委又致电四野：“由四野拨来作为成立空军司令部之基础的十四兵团指挥机构（包括司、政、供、卫的全部人员，以及警卫团在内），请即令开来北京待编。”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四野于八月五日发出命令：着第十四兵团直属部队全部机构调归军委成立空军司令部。
就这样，十四兵团司令员刘亚楼还没有在兵团到职，就直接去了空军，而且还把兵团部也统统调到了北京，只把莫文骅、黄永胜和我留下来，改去十三兵团任职。八月十九日，十四兵团直属全体人员两千五百多人，全部由兵团司令部参谋处长何廷一率领，从武汉来到北京南苑，正式成立了空军机关。
十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萧华为政委，王秉璋为参谋长。十一月十一日，中央军委通告各军区、各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已经成立。后来中央军委又确定，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日。
空军正式成立后，中央领导对空军的建设曾多次提出明确要求。毛泽东主席曾指示：“要加速培养地勤人员，准备解放台湾。”朱德总司令也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很紧迫的，人民实在等得焦急了，他们希望我们很快地学会，学会了就打（指解放台湾）。”当时，周恩来总理曾根据中央关于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战略部署，向刘亚楼提出：“航校第一批学员最好能在一九五O年九、十月毕业。”
中央领导同志的要求，一方面是对空军建设极大的鼓舞，另一方面也是重大的压力。为顺利实现中央领导的要求，空军的全体同志都不敢稍有懈怠。我来到空军之前和来到空军之后，空军领导机关每天的工作时间都采用三班制，即上午、下午和晚上都要上班。晚上一般都要到十二点左右才能下班回家，而且星期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