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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一五四期，原题《“新时代”的避债法》。
〔２〕 “世故”及下文若干词句，都是引用高长虹的话。高长虹，参看本卷第３８３页注〔３〕。他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认识鲁迅后，曾得到鲁迅很多指导和帮助。一九二六年下半年起，他却对鲁迅进行恣意的诬蔑和攻击。他在《狂飙》周刊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发表的《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谩骂鲁迅为“世故老人”。在第六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给——》一诗中自比太阳：“如其我是太阳时，我将嫉妒那夜里的星星。”在第九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介绍中华第一诗人》内则说：“在恋爱上我虽然像嫉妒过人，然而其实是我倒让步过人。”第十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时代的命运》中又有“我对于鲁迅先生曾献过最大的让步，不只是思想上，而且是生活上”
等语。在同篇中又说他和鲁迅“曾经过一个思想上的战斗时期”，他所用的“战略”是“同情”。在《指掌图》一文内，又自称与鲁迅“会面不只百次”。第十四期（一九二七年一月）《我走出了化石的世界》中又咒骂：“鲁迅不特身心交病，且将身败名裂矣！”等等。所以本文中有“太阳”、“爱人”、“同情”、“来一百回”等语。此外，“帮忙”、“新时代的新青年”等，都是高长虹文中常用的词语。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１〕——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２〕讲我今
天所讲的，就是黑板上写着的这样一个题目。
中国文学史，研究起来，可真不容易，研究古的，恨材料太少，研究今的，材料又太多，所以到现在，中国较完全的文学史尚未出现。今天讲的题目是文学史上的一部分，也是材料太少，研究起来很有困难的地方。因为我们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
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３〕和董卓〔４〕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５〕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６〕出来了。——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７〕，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
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研究那时的文学，现在较为容易了，因为已经有人做过工作：在文集一方面有清严可均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８〕。其中于此有用的，是《全汉文》，《全三国文》，《全晋文》。
在诗一方面有丁福保辑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９〕。——丁福保是做医生的，现在还在。
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有刘师培编的《中国中古文学史》〔１０〕。这本书是北大的讲义，刘先生已死，此书由北大出版。
上面三种书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
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１１〕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
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个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访他，先要说几句话，倘这几句话说得不对，往往会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于拒绝不见。
又如有一个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对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里去吃饭之后，便要将饭钱算回给姊姊。她不肯要，他就于出门之后，把那些钱扔在街上，算是付过了。〔１２〕个人这样闹闹脾气还不要紧，若治国平天下也这样闹起执拗的脾气来，那还成甚么话？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时也是这样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１３〕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曹操做诗，竟说是“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１４〕，他引出离当时不久的事实，这也是别人所不敢用的。还有一样，比方人死时，常常写点遗令，这是名人的一件极时髦的事。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当葬于何处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独不然，他的遗令不但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题〔１５〕。
陆机虽然评曰“贻尘谤于后王”〔１６〕，然而我想他无论如何是一个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统统搜罗起来，省得他们跑在外面给他捣乱。所以他帷幄里面，方士文士就特别地多。
孝文帝曹丕〔１７〕，以长子而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的。其弟曹植〔１８〕，还有明帝曹当〔１９〕，都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个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不著有《典论》，现已失散无全本，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
《典论》的零零碎碎，在唐宋类书中；一篇整的《论文》，在《文选》〔２０〕中可以看见。
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２１〕（Ａｒｔ ｆｏｒ Ａｒｔ′ｓ Ｓａｋｅ）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在文学的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２２〕；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２３〕，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２４〕，遂说文章是无用了。
曹操曹丕以外，还有下面的七个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应瑒，刘桢，都很能做文章，后来称为“建安七子”〔２５〕。七人的文章很少流传，现在我们很难判断；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华丽”罢。华丽即曹丕所主张，慷慨就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
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专喜和曹操捣乱。曹丕《典论》里有论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不过在当时，他的名声可非常之大。
孔融作文，喜用讥嘲的笔调，曹丕很不满意他。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