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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三
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
我对于这回的牺牲者，非常觉得哀伤。
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
请愿虽然是无论那一国度里常有的事，不至于死的事，但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是例外，除非你能将“枪林弹雨”消除。正规的战法，也必须对手是英雄才适用。汉末总算还是人心很古的时候罢，恕我引一个小说上的典故：许褚赤体上阵，也就很中了好几箭。而金圣叹还笑他道：“谁叫你赤膊？”〔６〕至于现在似的发明了许多火器的时代，交兵就都用壕堑战。
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所谓宝贵者，并非“珍藏于家”，乃是要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须卖买相当。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从最新的战术的眼光看起来，这是多么大的损失。
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
四月二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国民新报副刊》。
〔２〕 贾德耀 安徽合肥人。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三一八惨案的凶手之一，当时是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国务总理。
〔３〕 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研究系机关报《晨报》发表陈渊泉写的题为《群众领袖安在》的社论，诬蔑徐谦等“非迫群众至国务院不可，竟捏报府院卫队业已解除武装，此行绝无危险，故一群青年始相率而往”。并公然叫嚷：“吾人在纠弹政府之余，又不能不诘问所谓‘群众领袖’之责任。”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八期（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评论三一八惨案的《闲话》中，也企图把这次惨案的责任，推到他所说的“民众领袖”身上去，说他“遇见好些人”，都说“那天在天安门开会后，他们本来不打算再到执政府。因为他们听见主席宣布执政府的卫队已经解除了武装……所以又到执政府门前去瞧热闹。……我们不能不相信，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死，是由主席的那几句话。要是主席明明知道卫队没有解除武装，他故意那样说，他的罪孽当然不下于开枪杀人者；要是他误听流言，不思索调查，便信以为真，公然宣布，也未免太不负民众领袖的责任。”
〔４〕 锻炼 这里是罗织罪名的意思。
〔５〕四烈士指辛亥革命时炸袁世凯的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和炸良弼的彭家珍
四人。他们合葬于北京西直门外约二里的万生园（即今北京动物园），在张、黄、彭三人的墓碑上都没有镌上一个字。圆明园在北京西直门外二十余里的海淀，是清朝皇帝避暑的地方，清咸丰十年（１８６０）被侵入北京的英法联军焚毁。三一八惨案后，被难者家属和北京一些团体、学校代表四十多人，于二十七日召开联席会议，由民国大学校长雷殷报告，他认为公葬地点以圆明园为宜，并说已非正式地与内务总长屈映光商议，得到允诺等。会议遂决定成立“三一八殉难烈士公葬筹备处”，并拟葬各烈士于圆明园。
〔６〕 许褚 三国时曹操部下名将。“赤体上阵”的故事，见小说《三国演义》第五十九回《许褚裸衣斗马超》。清初毛宗岗《三国演义》评本，卷首有假托为金圣叹所作的序，并有“圣叹外书”字样，每回前均附加评语，通常就都把这些评语认为是金圣叹所作。金圣叹（１６０８—１６６１），名人瑞，江苏吴县人，明末清初文人，曾批注《水浒》、《西厢记》等书，他把所加的序文、读法和评语等称为“圣叹外书”。
如此“讨赤”〔１〕京津间许多次大小战争，战死了不知多少人，为“讨赤”也；〔２〕执政府前开２排枪，打死请愿者四十七，伤百余，通缉“率领暴徒”之徐谦等人五，为“讨赤”也；奉天飞机三临北京之空中〔３〕，掷下炸弹，杀两妇人，伤一小黄狗，为“讨赤”也。
京津间战死之兵士和北京中被炸死之两妇人和被炸伤之一小黄狗，是否即“赤”，尚无“明令”，下民不得而知。至于府前枪杀之四十七人，则第一“明令”已云有“误伤”矣；京师地方检察厅公函又云“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之行为”矣；而国务院会议又将“从优拟恤”〔４〕矣。然则徐谦们所率领的“暴徒”那里去了呢？他们都有符咒，能避枪炮的么？
总而言之：“讨”则“讨”矣了，而“赤”安在呢？
而“赤”安在，姑且勿论。归根结蒂，“烈士”落葬，徐谦们逃亡，两个俄款委员会委员〔５〕出缺。六日《京报》云：
“昨日九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代表在法政大学开会，查良钊主席，先报告前日因俄款委员会改组事，与教长胡仁源接洽之情形；次某代表发言，略云，政府此次拟以外教财三部事务官接充委员，同人应绝对反对，并非反对该项人员人格，实因俄款数目甚大，中国教育界仰赖甚深……。”〔６〕又有一条新闻，题目是“五私大亦注意俄款委员会”云。
四十七人之死，有功于“中国教育界”良非浅甚少也。“从优拟恤”，谁曰不宜！？
而今而后，庶几“中国教育界”中，不至于再称异己者为“卢布党”欤？
四月六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京报副刊》。
〔２〕 指一九二六年春夏间，冯玉祥国民军与奉系军阀李景林、张宗昌所部直鲁联军在京津间的战争。当时奉系军阀称国民军为“赤化”，称他们自己对国民军的进攻为“讨赤”。
〔３〕 奉天飞机三临北京之空中 一九二六年四月，在国民军与奉军作战期间，国民军驻守北京，奉军飞机自二日起，连续三天飞临北京投弹（作者此文写于四月六日；此后奉军飞机还曾到北京投弹数次）。奉天，辽宁省的旧称，当时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盘踞的地方。
〔４〕 “从优拟恤” 段祺瑞执政府国务院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开会后，发布“怃恤令”说：“此次徐谦等率领暴徒，实行扰乱，自属罪无可逭。惟当时群众复杂，互相攻击之时，或恐累及无辜，情属可悯。着内务部行知地方官厅，分别查明抚恤。”
〔５〕 两个俄款委员会委员 应为三人，参看本书《可惨与可笑》及其注〔１０〕。
〔６〕 此段引自一九二六年四月五日《京报》（文中的“六日”应为“五日”）发表的《九校代表对改组俄委会意见》的新闻。九校，指当时的北京大学、工业大学、农业大学
、医科大学、法政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女子大学、艺术专门学校九所
国立大学。下文的五私大，指当时北京的朝阳、民国、中国、平民、华北等五所私立大学。
无花的蔷薇之三〔１〕
１
积在天津的纸张运不到北京，连印书也颇受战争的影响，我的旧杂感的结集《华盖集》付印两月了，排校还不到一半。
可惜先登了一个预告，以致引出陈源教授的“反广告”来——“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之价值。”〔２〕（《现代评论》七十一，《闲话》。）
这多么公平！原来我也是“今不如古”了；《华盖集》的销路，比起《热风》来，恐怕要较为悲观。而且，我的作小说，竟不料是和“人格”无关的。“非人格”的一种文字，像新闻记事一般的，倒会使教授“佩服”，中国又仿佛日见其光怪陆离了似的，然则“实在没有一读之价值”的杂感，也许还要存在罢。
做那有名的小说《Ｄｏｎ Ｑｕｉｊｏｔｅ》的Ｍ。ｄｅ Ｃｅｒｖａｎｔｅｓ先生，穷则有之，说他像叫化子，可不过是一种特别流行于中国学者间的流言。他说Ｄｏｎ Ｑｕｉｊｏｔｅ看游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