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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皇帝〔１〕
中国人的对付鬼神，凶恶的是奉承，如瘟神和火神之类，老实一点的就要欺侮，例如对于土地或灶君。待遇皇帝也有类似的意思。君民本是同一民族，乱世时“成则为王败则为贼”，平常是一个照例做皇帝，许多个照例做平民；两者之间，思想本没有什么大差别。所以皇帝和大臣有“愚民政策”，百姓们也自有其“愚君政策”。
往昔的我家，曾有一个老仆妇，告诉过我她所知道，而且相信的对付皇帝的方法。她说——“皇帝是很可怕的。他坐在龙位上，一不高兴，就要杀人；不容易对付的。所以吃的东西也不能随便给他吃，倘是不容易办到的，他吃了又要，一时办不到；——譬如他冬天想到瓜，秋天要吃桃子，办不到，他就生气，杀人了。现在是一年到头给他吃波菜，一要就有，毫不为难。但是倘说是波菜，他又要生气的，因为这是便宜货，所以大家对他就不称为波菜，另外起一个名字，叫作‘红嘴绿鹦哥’。”
在我的故乡，是通年有波菜的，根很红，正如鹦哥的嘴一样。
这样的连愚妇人看来，也是呆不可言的皇帝，似乎大可以不要了。然而并不，她以为要有的，而且应该听凭他作威作福。至于用处，仿佛在靠他来镇压比自己更强梁的别人，所以随便杀人，正是非备不可的要件。然而倘使自己遇到，且须侍奉呢？可又觉得有些危险了，因此只好又将他练成傻子，终年耐心地专吃着“红嘴绿鹦哥”。
其实利用了他的名位，“挟天子以令诸侯”〔２〕的，和我那老仆妇的意思和方法都相同，不过一则又要他弱，一则又要他愚。儒家的靠了“圣君”来行道也就是这玩意，因为要“靠”，所以要他威重，位高；因为要便于操纵，所以又要他颇老实，听话。
皇帝一自觉自己的无上威权，这就难办了。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皇土”〔３〕，他就胡闹起来，还说是“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我又何恨”〔４〕哩！于是圣人之徒也只好请他吃“红嘴绿鹦哥”了，这就是所谓“天”。据说天子的行事，是都应该体帖天意，不能胡闹的；而这“天意”也者，又偏只有儒者们知道着。
这样，就决定了：要做皇帝就非请教他们不可。
然而不安分的皇帝又胡闹起来了。你对他说“天”么，他却道，“我生不有命在天？！”〔５〕岂但不仰体上天之意而已，还逆天，背天，“射天”〔６〕，简直将国家闹完，使靠天吃饭的圣贤君子们，哭不得，也笑不得。
于是乎他们只好去著书立说，将他骂一通，豫计百年之后，即身殁之后，大行于时，自以为这就了不得。
但那些书上，至多就止记着“愚民政策”和“愚君政策”全都不成功。
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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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九日《国民新报副刊》。
〔２〕 “挟天子以令诸侯” 语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诸葛亮在隆中对刘备评论曹操时说：“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
〔３〕 “普天之下，莫非皇土” 见《诗经。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溥，通普。
〔４〕 “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我又何恨” 语出《梁书。邵陵王纶传》。太清三年（５４９）三月，侯景陷建康，“高祖（梁武帝萧衍）
叹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
〔５〕 “我生不有命在天？！” 语见《尚书。西北戡黎》：“王（商纣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６〕 “射天” 见《史记。殷本纪》：“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呈辱之。为革囊，盛血，殿（仰）而射之，命曰‘射天’。”
无花的蔷薇〔１〕
１
又是Ｓｃｈｏｐｅｎｈａｕｅｒ先生的话——“无刺的蔷薇是没有的。——然而没有蔷
薇的刺却很
多。“〔２〕题目改变了一点，较为好看了。
“无花的蔷薇”也还是爱好看。
去年，不知怎的这位丛本华尔先生忽然合于我们国度里的绅士们的脾胃了，便拉扯了他的一点《女人论》〔３〕；我也就夹七夹八地来称引了好几回，可惜都是刺，失了蔷薇，实在大煞风景，对不起绅士们。
记得幼小时候看过一出戏，名目忘却了，一家正在结婚，而勾魂的无常鬼已到，夹在婚仪中间，一同拜堂，一同进房，一同坐床……实在大煞风景，我希望我还不至于这样。
有人说我是“放冷箭者”〔４〕。
我对于“放冷箭”的解释，颇有些和他们一流不同，是说有人受伤，而不知这箭从什么地方射出。所谓“流言”者，庶几近之。但是我，却明明站在这里。
但是我，有时虽射而不说明靶子是谁，这是因为初无“与众共弃”之心，只要该靶子独自知道，知道有了洞，再不要面皮鼓得急绷绷，我的事就完了。
蔡孑民〔５〕先生一到上海，《晨报》就据国闻社电报郑重地发表他的谈话，而且加以按语，以为“当为历年潜心研究与冷眼观察之结果，大足诏示国人，且为知识阶级所注意也。”
我很疑心那是胡适之先生的谈话，国闻社的电码有些错误了。
豫言者，即先觉，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时常这样。他要得人们的恭维赞叹时，必须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面前。
总而言之，第一要难于质证。
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
所以，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
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
有一流人之所谓伟大与渺小，是指他可给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
６
法国罗曼罗兰先生今年满六十岁了。晨报社为此征文徐志摩先生于介绍之余，发感慨道：“……但如其有人拿一些时行的口号，什么打倒帝国主义等等，或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去报告罗兰先生说这是新中国，我再也不能预料他的感想了。”〔６〕（《晨副》一二九九
）
他住得远，我们一时无从质证，莫非从“诗哲”的眼光看来，罗兰先生的意思，是以为新中国应该欢迎帝国主义的么？
“诗哲”又到西湖看梅花去了，一时也无从质证。不知孤山的古梅，著花也未，可也在那里反对中国人“打倒帝国主义”？
志摩先生曰：“我很少夸奖人的。但西滢就他学法郎士的文章说，我敢说，已经当得起一句天津话：”有根‘了。“而且”像西滢这样，在我看来，才当得起’学者‘的名词。“
〔７〕（《晨副》一四二三）
西滢教授曰：“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方在萌芽，可是稍有贡献的人，如胡适之，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丁西林，周氏兄弟等等都是曾经研究过他国文学的人。尤其是志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面，就是在体制方面，他的诗及散文，都已经有一种中国文学里从来不曾有过的风格。”〔８〕（《现代》六三）
虽然抄得麻烦，但中国现今“有根”的“学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总算已经互相选出了。
８
志摩先生曰：“鲁迅先生的作品，说来大不敬得很，我拜读过很少，就只《呐喊》集里两三篇小说，以及新近因为有人尊他是中国的尼采他的《热风》集里的几页。他平常零星的东西，我即使看也等于白看，没有看进去或是没有看懂。”〔９〕（《晨副》一四三三）
西滢教授曰：“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构陷人家的罪状。……
可是他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说句体己话，我觉得它们就不应该从那里出来——手边却没有。“〔１０〕（同上）
虽然抄得麻烦，但我总算已经被中国现在“有根”的“学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协力踏倒了。
但我愿奉还“曾经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