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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是汪精卫的忠实信徒，死心塌地的降日贼。然而，到了日本投降前夕，陈也感到末日来临，又要改换门庭，寻条生路。他见周佛海与军统特务频送秋波，暗中来往，也紧步后尘，送函重庆，愿立功赎罪，听候驱使，表示将以三十六万大军警备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区，完整交给蒋介石。
但事实打破了陈的梦想，蒋介石对陈以外的其他汉奸的一系列任命，使他备受冷遇。他决心再做努力，又密电蒋介石，将南京政府解散经过和善后意见、日军撤退步骤等报告蒋介石，并提出许多建议，但仍杳无音信，相反，周佛海、任援道、罗君强、等人则先后得到蒋、戴的任命，并委以重任。陈公博感到极度失望，感到大势已去。
就在陈一筹莫展之时，刚从藏江回到南京的侵华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会见了陈，说重庆国民党代表即要来南京，劝他赶快离开，以免不便。他恐慌万状，涕泪交流，说话语无伦次。次日早晨，陈一行乘飞机仓皇出逃日本。
不久，全国人民掀起了要求严惩汉奸的怒潮。9月初，陈公博“自杀”的真相在国内已尽人皆知，要求日本政府尽快交出汉奸陈公博等人的呼声越来越高。9月9日，南京受降仪式结束时，中方代表何应钦即向日方代表冈村宁次提出引渡陈等回国的正式要求。9月18、19日再次向日方提出上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被迫交出了陈公博一伙。10月3日陈等被押送回国，至此，陈公博一伙在日本渡过了战战兢兢的一个月零八天的时间，最终落入法网。1946年4月12日，被苏州高等法院判处死刑，6月3日被处决。
周佛海和陈公博，被称为汪精卫的左膀右臂，而且周一直掌握着汪伪政权的实权。随汪精卫投敌后，他出任伪南京政府财政部长、行政院长等职，并操纵汪伪特务组织。1944年11月汪精卫死后，尸骨未寒，汪伪巨奸之间争权夺势，闹得不可开交。周在伪政府代主席陈公博面前，以宁可不干行政院长和财政部长相威胁，非干上海市长不可。陈公博只好忍痛相让，这一肥缺落到了周的手里。汪死后，表面上由陈公博执政，但南京政府的真正实权却落到了周佛海手中，直到日本败降都是如此。
一位外国的中国问题评论家认为周佛海是个朝秦暮楚的家伙，老是安定不下来，他刚刚安定下来参加伪南京国民政府，马上又开始考虑他自己背叛重庆是否明智的问题。
原来周佛海作为“CC派”要员，又一直是蒋介石的亲信，和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又是至友。随汪叛蒋后，他很快发现自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所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便暗中恢复与重庆的联络，并设立了秘密电台。为重新献媚于蒋，他卖力地执行重庆的指示，为重庆方面保释、营救被捕人员，并将许多机密情况报送重庆当局。
蒋介石和戴笠则认为，周是汪伪政权汉奸中最有实力的人物，掌握汪伪财政、特务大权，又对各部伪军有重大影响。
控制了周，就基本上能控制汪伪政权，可以为其抢夺东南沦陷区的果实铺平道路。所以蒋、戴接受了周佛海的要求。蒋还亲自写信给周佛海，予以慰勉。其信的内容是：君有悔过思改之意，甚佳。但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于今后君之前途，将予以可靠安插，望无虑。
戴笠为紧紧拉住周佛海，也采取了许多办法。如1945年3月，周母在息烽病危，戴采取各种医疗措施予以治疗，并将病情随时通报周佛海。6月，周母病死，戴代表周为其母守灵、安葬，并将他跪在周母灵前的照片寄给周。此事使周感恩不尽，更加义无反顾地为重庆国民党政府效力。
以上也就是周为什么能够迅速得到重庆政府的宠信而摇身一一生经历复杂的周佛海。
变重新掌握权力的原因。可见，周佛海是众汉奸中尤为出色的一个，动手之早，手段之高，乃是其他汉奸所望尘莫及的。所以，在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的前前后后，他成了汉奸中最为忙碌的一个。周曾亲自致电重庆，请示给予官衔，8月22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奉蒋之命，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罗君强为副总指挥。令其指挥伪中央税警总团、上海市保安队的警察、第十二军所属三个师、以及浙江保安队等，负责维持上海及沪、杭一带的治安。
8月19日，周即以总指挥的身份发表了谈话，声称上海行动总司令部成立。他精神一振，准备大显身手。
对此，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尔曼。德丁于9月10日评论道：周佛海在使“傀儡军变成国民党”的过程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德丁还写道：由于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怂恿，周佛海在上海地区负起了“维持治安”的职责，所用的军队据说还是一支相当强大而且装备精良的部队，而且现在仍然起着维持治安的作用。周佛海控制的伪军，打着蒋军“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的旗号，在上海招摇撞骗、为非作歹。
戴笠到上海之后，几乎每天都与周佛海进行密谈，两人形影不离。在戴的指挥和导演下，周亦做到了“人尽其才”。
他们就地取材，因利乘便，利用参加过汪伪政权的人，对付不必再利用的汪政权的人，演出了一场“以汉奸肃奸”的闹剧。
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戴笠以赏月为名邀请周佛海、丁默等聚餐。席间戴安慰众汉奸说：“八年抗战，现已胜利，在座有不少人在抗战期间出任伪职，这当然有各种原因。从今天起，只要能立功赎罪，政府是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的。”
一席话说得周佛海等汉奸们满面春风，忘乎所以，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
9月底，戴笠下令逮捕汉奸，原汪伪政府的大小汉奸纷纷入网。而大汉奸周佛海等人自然因有“功勋”而受特殊对待。由戴亲自用飞机送到重庆，秘密保护起来。
对于这样的处置，民众非难之声嚣然而起。国际法学家周鲠生严厉谴责反动政府说：“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周佛海为什么还不明正典刑以肃国纪！”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又把周召回南京。1946年10月，南京高等法院开始审判周，判处其死刑。不久，国民政府又发布特赦令，改死刑为无期徒刑。次年4月，周佛海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病死，结束了他罪恶累累的一生。
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在汪死后一直居住广州。当日寇投降的消息传来时，这个汪伪政府的老板娘已是众叛亲离，连她的侄子都挟带着搜刮来的金银财宝，丢下这个老太婆不管，逃往香港去了。留下的一帮汉奸，都惊惶失措，惶惶不可终日。但这个顽固不化的汉奸婆却故作镇静地说：“不用慌！我们的目的是求和平，现在这个目的已经达到，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在这个时候，只有汉奸才用得着发慌，我们又不是汉奸，慌什么呢？”中国头号女汉奸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算得上汉奸群中的一个死硬分子。
日本投降后，陈璧君虽话说得强硬，心里也感到绝望。催促褚民谊，寻找出路。这时，军统局在粤负责人郑介民几次来访褚民谊，并出示蒋介石的电报，内称：切望能与汪夫人各带秘书一人，来渝交谈。此间（指广州至重庆）已备有专机，不日飞穗相接。此乃是郑介民诱捕陈、褚的一计。陈、褚二人以为蒋介石尽弃前嫌，格外开恩呢！不免一改忧虑、害怕的心情，喜出望外。8月23日，郑介民又来通知，说飞机已到广州，望立即动身。
但来的是由军统特务押车的十余辆汽车，并只允陈璧君一行人每两个人坐一辆车。陈璧君见此有异，但寻生路心切，上了汽车。汽车并没有驶向白云机场，而是开到珠江港口，岸边果然泊有一艘汽船，并有武装人员看护。郑介民待陈璧君等上船后说：“兄弟还有公务留穗区处，由何先生陪你们去重庆。”他说着指了指一位佩戴中校军衔的军官，随即跳上岸，钻进汽车去了。汽船拔锚离岸，刚开出一箭之地，何中校点头为礼：“汪夫人，褚先生，为确保旅途安全，汽船上不能带武器，如有，请马上交给我们代为保管。”“我们谁也没带武器。”陈璧君抢先回答。“抱歉得很，各位应接受例行检查。”何中校话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