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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和谈”问题前顾后盼，犹疑不决。对汪是否出逃意见不一，陈璧君力排众议，竭力主张离开重庆。她说，不走“难道当汉奸也坐第二把交椅吗？”汪精卫在陈璧君、周佛海等人的劝说下，终于下决心选择“和平救国”的道路。29日上午，陈公博自成都抵重庆，汪精卫旋约周佛海、梅思平、陈公博等会谈，再将各项文件研究后，决定同意上海协议。
12月1日，梅思平飞返香港、上海，告诉日本人说，汪预定12月8日从重庆出发，于10日到达昆明，希望日本能在12日左右发表近卫声明。汪精卫、陈璧君同时制订了汪派要员分散出逃的计划：12月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为名先去昆明，陶希圣以讲学为名尾随而至。12月8日，汪精卫夫妇托词去昆明、成都演讲，离开重庆。汪精卫还和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研究拟定了一个具体的计划。他们设想，在逃离重庆后，由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一个声明，然后汪精卫发表一个响应声明，宣布与蒋介石断绝关系；与日本相呼应后，最好云南军队首先响应汪精卫的声明，宣布反蒋独立，接着四川军队也起义响应，先在云南、四川两省建立独立政府，编成新军队，然后再请日本政府予以“协助”，撤退一部分军队，将广东、广西两省扩大为新政府的地盘，在西南边远省份开展“和平运动”。
为了弄清情况，汪精卫特派陈璧君偕其内侄陈春圃以“视察”为名，两次去广东与主持粤政的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余汉谋、广东省主席吴铁城会晤，对他们进行试探、拉拢。陈璧君还不辞辛苦，以演讲和视察锡矿为名，再次来到昆明，与龙云和卢汉进行多次秘密会谈，陈璧君大施离间、拉拢之术。龙云对蒋介石改编他的军队，调用云南的物质，削弱他的势力耿耿于怀。龙云对陈璧君说：“汪先生是党国元老，在国内外声望极高，只要他登高一呼，应者必然云集于他的旗帜之下。蒋介石一贯阴险奸诈，排除异己，所以汪先生发动和平运动、另立新政府是天经地义之事。除了共产党和冯玉祥等少数人之外，都会拥护汪先生出来倡导和平事业，在国际上也会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
汪精卫随即再次将陈公博从成都召至重庆，对他说：中日和平已经成熟，近卫已表示了几个原则：一、承认“满洲国”；二、内蒙共同防共；三、华北经济合作；四、取消租界和领事裁判权；五、互相不赔款。中国如答应，则日本于两年内撤兵。陈公博表示对于第一、二、三条都不能同意，汪精卫也不能离开重庆。他说：“我的大原则是‘党不可分，国必统一'；党的分裂痛苦，我已受够了。我们要救国才组织党，今党不断分裂，救国更何人谈起？”汪精卫强调：
“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
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而且，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我们难道袖手以待亡国吗？现在我们已无路可退，再退只有退西北，我们结果必为共产党的俘虏。“从此，汪精卫在重庆心猿意1936年10月8日中日两国最后一次外交交涉。左起：蒋介石、日本大使川越茂、亚洲司司长高宗武。高宗武后来曾为汪精卫投放探路，参与了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但在与日本军部代表的谈判中看清了日本企图全面控制中国的意图后，又逃离了日汪的魔掌，回到了抗日阵营。
马，度日如年，只等吉日良辰一到，就要“改嫁”了。“重光堂”密约藏在汪认为最可靠的人———陈璧君手里，陈又怕事情败露，将密约烧掉。
15“和平运动”鼻祖
时令接近大雪，南国的重庆一股股西北风呼啸着从湍急的嘉陵江刮过来，寒意逼人。1938年12月18日上午10时，戒备森严的珊瑚坝机场，一辆吉普车风驰电掣般地驶来。车停后，三男一女先后下车，一个个东张西望，注视着各方面的动静。距离飞机起飞仅有五分钟，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又疾驶进机场。这一前一后两辆车带来的七个人是：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何文杰、陈常焘、桂连轩、王庚余。这是他们秘密逃离重庆的最后一幕。汪等为什么要叛国投敌，除上篇所谈，这里还要赘述几句。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汪精卫即对抗战抱有悲观情绪，他说：“中国战下去，日本不免于伤，中国则只有死而已。”
他表面高唱“人人抗战，处处抗战”的高调，但他的头脑里真正想的是：“自从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对于中日战事，固然无法阻止，然而没有一刻不想着转圜。”
1938年1月，日本政府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7月，又声明将“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对于日本侵略者的垂青、诱降，汪受宠若惊。在汪周围的一伙国民党要员，周佛海、梅思平、高崇武、陈公博等组成“低调俱乐部”，对中国抗战悲观失望，成为汪叛国的主要帮凶。
抗战中，国民党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最高决策机关。国防最高会议的《组织条例》规定：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由军委会委员长担任，副主席由中政会主席担任，蒋介石是军委会委员长，汪精卫是中政会主席，所以蒋介石自然出任主席，汪精卫出任副主席。1938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又修改党章重新确立国民党的领导体制，规定国民党设总裁1人，副总裁1人，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
由于英、美、法隔岸观火，苏联也不肯出兵，中国的抗战似乎只剩下“焦土抗战”的道路。1938年6月，国民党军突然炸开黄河大堤，淹死十多万中国老百姓，上百万人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不久，国民党军又在长沙误放火，烧死平民数万。汪精卫越来越对这种建立在人民惨痛牺牲基础上的焦土抗战感到疑问，越来越觉得他的“和平救国”理念是正确的。长沙大火后，汪精卫批评蒋介石说：“我们烧东西也许是怕自然物资变成‘自然汉奸'被敌人利用，但如果没有人出来做汉奸的话，自然又怎么会变成汉奸呢？如果像长沙一样把每处每地都焦土化的话，我方抗战所需的物质又从何而来？如果把沦陷区内的物质全烧光，剩下的只有一大群无食无住的饥民，这些人怎么处理？带他们一起跑吧，他们又跑不动；将他们杀了吧，又于心不忍。如果把他们扔给敌人，他们必然要被敌人所用，必然要当汉奸。”武汉、广州失陷后，汪精卫就所谓“和平救国”和蒋介石屡次发生争论，遭到蒋的驳斥。正如今井武夫所说：“汪一面反对焦土作战和游击战，一面公然倡导’和平救国'而无所畏惧，不顾逼迫自身的危险，毅然咆哮不停。”“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国家，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近卫声明。对此，蒋介石于11月13日在重庆国民党纪念周集会上的演说做出了答复，表明了彻底抗战的决心：“中国抗战的前途愈形光明。各战线的中国军队已退入山地，能够阻止日军的进攻，形势更于我方有利。”“要之，抗战已使全国统一，国民团结，任何强敌均不足惧。”蒋介石的这一演说无疑是对近卫声明的答复，同时也是对汪精卫和平劝告的反驳。汪听到后大为恼怒。
随着战局的发展，证明日本人的“速胜论”的预言是错误的，1938年底以后，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对华方针由“军事打击为主，和平谈判为辅”，改为“军事打击为辅，和平谈判为主”，由否认重庆国民政府改变为承认重庆国民政府。
1938年11月以后，日本政府开始考虑做出一定让步的情况下，和中国政府谈判，结束战争。日本对华政策改变后，开始发出和谈的信号，这正好与汪精卫等人的“和平救国”论看法不谋而合。11月16日，汪和蒋两人吃饭时，汪精卫情绪激动，振振有词地责问蒋介石说：“自从国父逝世十二余年，党国重任一直落在你我二人肩上。开始是由我主政，但我很惭愧，没有把党国治理好。后来由蒋先生主政，你同样没有把党国治理好。如今，祖国半壁河山沦陷在日本人手里，千百万同胞惨死在日本的枪林弹雨之下，你我应该感到有愧祖宗，有愧同胞，有愧子孙！因此，我提议：我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