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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政治巨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始终蒙着一层神秘莫测的色彩。蒋介石被疑指为除汪事件的幕后的策划者，戴笠等特务头目也曾想栽赃到共产党头上。现在，真相已经大白，这个博浪一击的爱国行动，系出于三四个抗日反蒋的爱国青年之手。
博浪行动的策源地，在上海打浦桥法政学院东边新南里232号。这一行动的策划者，是一批住在这里的青年爱国志士。他们是华克之、陈惘子、张玉华、孙凤鸣及后来的贺坡光。他们相聚在一起，情投意合，在一起议论国事，慷慨激昂。就五步流血的刺杀行动，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当他们谈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蒋介石政府不抵抗的卖国行为，都声泪俱下，似是不能共戴一天。他们认为，在蒋介石统治的地方，凡是衣冠楚楚的，皆是禽兽。每次座谈，结论只有一个：“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目标是“拼一死以诛元凶。”正如孙凤鸣所说：“为什么忍心让千百万人一天一天地被杀害呢？为什么不能让我一个人和他拼一拼呢？一枪把他们打死后，对于祖国命运的安排，不是要顺利得多吗？”刺杀蒋、汪，博浪计划在秘密筹划中。
除蒋行动从何入手？经商讨，他们想出一条妙计，在南京建立一个通讯社，因为这一组织既能公开捕捉蒋的活动信息，又可直入显贵的堂奥，接近蒋介石，使五步流血之举得以实施。
但是，就这八位无权无势、经济困厄、血气方刚的青年，怎样解决建社的经费呢？他们想到了在福建发动反蒋事变的李济深和陈铭枢。华克之专程到香港会见李、陈二公。李、陈听取了华克之的行动方案后，堪表赞同，认为“这是一件神圣的事，大家应竭力而为”。随后，拿出五千港币，托王亚樵转给华克之，作为筹办通讯社的开张费用。
1934年11月，一个以“南京晨光通讯社”命名的新闻机构出现了，社长是胡文卿（即华克之），总务兼编辑主任张玉华，采访主任贺坡光，记者孙凤鸣。他们标榜宣传三民主义，每天发稿，在公开场合以“小中央社”自居。而它的秘密使命，没有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任何觉察。
同年12月，国民党召开四届五中全会及次年8月蒋介石从武汉抵南京旅途中，孙凤鸣两次图刺，均未得手。
1935年10月底，晨光通讯社的全部活动资金将告拮据。在这种情况下，青年志士决定破釜沉舟、背水一战。适逢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时机难得，孙凤鸣把家事做以安排，抱定必死信念。
10月28日晚，晨光通讯社设宴为孙饯行。华克之说：“四弟此举，如马到成功，其功可旋转乾坤，其名可流芳百世。”
孙凤鸣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表现了为国为民，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孙凤鸣虽击中汪精卫三枪，但因弹力不足，均有入无出，亦非要害。汪入中央医院后，经十九天治疗，取出两弹，至背肋一弹，因嵌在两肋之间，不易取出，成为他致命的创伤，九年后，枪伤复发而丧命。
那么，有人要问，蒋介石当时为什么没有参加摄影呢？1935年11月2日的《大公报》报道说：“先是谒陵时，蒋的卫士见有三男一女徘徊蒋的前后，形迹可疑，遂加注意。至六中开幕会毕，群出摄影，蒋随行与叶楚伧谈此后会场戒备事，而及阶前而变作，蒋乃登楼。”其实并不尽然。蒋没参加摄影，并非偶然，而是他本性多疑诡诈的表露。这一次大会形式上是国民党的大团结会议，张学良、阎锡山及西南各省诸侯云集会场，随身均带有马弁二名。蒋看后心中暗想，谁能保证马弁中没有异动者？因此决意不参加摄影。当时各中委列队候蒋摄影，汪精卫见蒋不至，即去催促下楼，蒋说：“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希望你不必出场。”汪面露难色，表示：“各中委已伫立良久，专候蒋先生，如我再不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这样，正如华克之所说：“蒋介石鬼谲多疑，临时不敢出场摄影，孙凤鸣不得已出此下策，击伤了第二个卖国贼汪精卫，只中副车，千古遗恨！！！”
特务们从刺客身上搜出一个记者证，知道刺客的名字叫孙凤鸣，是晨光通讯社的采访记者。于是军警赶往晨光通讯社搜查，发现通讯社的人已无影无踪，留下的只是几件破家具和一堆纸灰。追查晨光通讯社申请备案的担保人，是国民党政府实业部的两个职员，他们对晨光通讯社的背景情况毫无所知。虽然事发之后，中央党部内立即戒严，警察厅长陈焯和宪兵司令谷正伦亲临现场，逮捕了不少嫌疑犯，南京水陆空交通马上切断，乘客被扣了一大堆，晨光通讯社的人仍然一个也没找到。
蒋介石下令限期破案后，特务们四处奔忙。戴笠的特务处按下不说，徐恩曾急忙派手下顾建中再查孙凤鸣的尸体，从中寻找线索。顾建中胡诌什么孙的衣着式样和质料，是广州、香港最流行的，这证明凶手是南方来的，凶手脚上有中过枪弹的痕迹，证明凶手是军人出身，至于从何下手破案，仍然茫无头绪。后来他们查出为孙凤鸣办记者证的是晨光社的采访主任贺坡光，贺曾在上海教育界工作过，便千方百计追查贺的下落。因为事件万分火急，徐恩曾专门给顾安排一架飞机飞上海，并再三叮嘱顾建中，要不惜一切代价，采用一切手段，不可放走一个可疑人，还规定限三天破案。与此同时，徐下令上海、南京、京沪沿线以及南京附近各县的特务走卒，实行全体总动员。还通过江苏省主席陈果夫，把他汪精卫被刺事件引发了一系列政治风波。
所属的地方保安团队、保甲组织和警察之类，也一齐动员起来，配合行动。顾建中在上海，把所有与贺坡光有过来往的人，包括一切亲戚朋友，不论远近亲疏，只要沾上边的，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列入嫌疑之列，予以逮捕，严刑审讯，吊打、坐老虎凳、火烧脊背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因体力不支而晕倒的，致死的，致残的，因受刑不过而胡乱供认的，什么都有，但问题不得落实，二百多人就一个不放，继续刑讯。后来从一个线索中得知，贺坡光是江苏丹阳人，那里有他一个寡嫂。徐恩曾便从南京另派一批特务赶去追查，得知贺坡光确曾来过他寡嫂家，已于前一天他去。在特务们继续跟踪之下，贺坡光终于被抓到。经过多方调查，反复审问，徐恩曾、顾建中拿出的审查结论是：主谋为陈铭枢，是陈指使贺坡光，通过收买要钱不要命的亡命之徒孙凤鸣执行了对汪精卫的谋杀。
即使当时，人们对这个结论也有很多怀疑，比如，孙凤鸣命都不要，要钱做什么？贺坡光和陈铭枢是什么关系，是怎样发生的联系？……徐恩曾的结论回答不出来。孙凤鸣等为什么要杀蒋介石、汪精卫？仇恨从何而来？他们则根本不敢接触。尽管如此，由于找到主谋，也就稀里糊涂地说“案情大白了”，特别是给蒋介石解了围，使陈璧君等不能说是蒋介石加害于汪精卫了，使蒋介石转怒为喜，蒋介石对徐恩曾也就更加宠信了。于是，在蒋介石安排下，徐恩曾在国民党的一个会议上登台讲话，做所谓“破案经过”的报告。徐恩曾便绘声绘色地大吹大擂了一阵，博得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们一阵又一阵的喝彩。此后，在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由于蒋介石的“钦定”，徐恩曾以很高的票数当选了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
而刺汪的领导人华克之成为被通缉追捕的“在逃匪徒”，悬赏金额高达5万至10万，过着到处隐姓埋名，昼伏夜行的流浪生活。1937年春，华克之到达延安。他回忆说：“5月4日下午，毛主席接见了我，作了长谈。我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经历和处境。毛主席对晨光社刺汪事件没有多加分析，他强调：个人的力量、小集团的力量是推翻不了罪恶的旧社会的。他不同意我进抗大或陕北公学，说蒋介石将会指责共产党包庇政府的‘要犯'’破坏统一战线'，纠缠不清。
他给我的任务是仍回华南，作为延安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之间的联络人员，协助他们扩大华南民族革命大同盟，坚持抗战到底。我当即在毛主席面前誓言：“党有差遣，克之生死从之，一无选择，万死不辞。'”过了几天，我带着毛泽东、朱德致李、陈、蒋、蔡的绝密复函绕道北平南下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