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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民报》为阵地，同改良派进行了一场大论战。作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汪精卫以笔为剑，积极地投入战斗。他的文章笔锋犀利，论理深刻，能较为完整准确地发挥孙中山的思想理论。如在《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一文里，曾指出：“今之政府，异族专政之政府也，驱除异族则不可不为种族革命；颠覆专制则不可不为政治革命……故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岂惟并行不悖，实相依为命也”。这和孙中山阐述的“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做”的思想是一致的。论战中，汪精卫还经常直接按照孙中山的指导撰写论战文章，《驳革命可以招瓜分说》就是一例。胡汉民曾回忆道：当时“列强瓜分中国之声不绝于耳，保皇立宪派人常挟此以为恫吓，谓革命即招瓜分，其言足以惑众，先生（指孙中山）乃口授精卫为文驳之，题为《革命不致招瓜分说》。”在这篇文章里，汪精卫剖析了革命与瓜分的关系，指出：“瓜分之原因，由于不能自立，不能自立之原因，由于满洲人秉政”，所以“满洲政府一日不去，中国一日不能自立，瓜分原因一日不息”，“革命者，可以杜瓜分之祸，而决非可以致瓜分者也。”孙中山对这篇文章极为称赞，认为此文一出，“言中外之情势，原原本本，使中国人士恍然大悟，惧外之见，为之一除。”汪精卫有力地宣传、发挥、论证了孙中山的思想，胡汉民在自传里曾写道：“余与精卫以职责所在，日与先生亲，余等真正认识革命之意义，实由先生指导，先生与同志方言一问题，必须就实际上求其原因结果关系，必言其所以然，而不仅言其然。”在孙中山的教诲下，《民报》时期的汪精卫，充分发挥了他的才智和革命积极性。梁启超十分惧怕汪精卫的驳论文章，曾“私见汪精卫，欲以分谊动之”，企图拉拢汪精卫，平息论战，但被他严词拒绝。
当时汪精卫只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留学生，他以洋溢的热情、投枪匕首般的笔，为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起到了积极作用。《民报》传至内地，清廷对汪精卫更恨之入骨，曾悬金十万购他的人头。汪精卫由此闻名海内外，风云一时，为进步青年所倾慕。
《民报》时期，是汪精卫一生的黄金时代，他以精卫填海的气魄驳斥保皇谬论，宣传三民主义，正如吴稚晖所说：
“学生无先生不醒，先生无胡汪不盛。”孙中山于1906年2月离开日本，去欧洲进行活动。4月6日，在返回日本途中，来到新加坡，建立了同盟会分会，陈楚楠为会长，张永福为副会长，吸收林义顺、沈联芳等12人为会员，并请他们在南洋各埠发展会员。8月，孙中山再次由日本去南洋活动，9月，来到槟城，住在柑仔园，在陈楚楠等人活动的基础上，很快建立了槟城同盟会分会，吴世荣为会长，黄金庆为副会长，发展会员20多人，有辜立亭、陈新政、陈民情、林志诚、丘明昶、林如福等，还有女会员徐宗汉。黄金庆等人又编辑出版了《槟城日报》，虽属商业性质，从中也能宣传革命道理。又在甘菜园94号设立了“槟城阅书报社”，在这里可以浏览各种进步刊物，并经常组织讲演会和演出新剧，同盟会的活动蓬勃地开展起来。后来新加坡和槟城先后成为同盟会的中心。12月，汪精卫于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随即自费进入法政大学专科。
1907年2月，在清政府的怂恿下，日本政府向孙中山下了逐客令。3月14日，汪精卫随孙中山抵香港，以“汪兼士”
化名登记上岸。4月，汪随孙中山由香港抵安南（今越南）西贡，旋经海防到达河内。孙中山在甘必达街61号设立机关，领导广东、广西、云南等南部各省起义。孙中山委派汪精卫经营南洋根据地，汪支持孙中山“经营南洋，边陲起事”的战略计划。同盟会的主要活动由日本向南洋转移。当时，南洋风气未开，汪精卫所承担的筹募款项、接济起义的任务确很繁重。8月20日新加坡同盟会出版机关报《中兴日报》，他任该报主笔。10月，汪精卫与黄龙生前往新加坡，代表孙中山与新加坡同盟会正、副会长张永福、陈楚楠等商讨要事。他奔波于南洋各地，顶风冒雨，披星戴月，千辛万苦。12月又与邓子瑜由新加坡前往庇能、吉隆坡与同盟会员协商筹款事宜。1907年，孙中山在致邓泽如的信中说：“弟前派汪精卫见赴河内、海防、西贡、星加坡、暹罗名埠，会见同志，报告军事，劝募军需，各同志多慷慨筹资汇济。”可见，汪精卫做了大量工作。为了做好组织和宣传工作，他到处联络同志，几年内就“组织同盟会一百多处”。革命党人在南洋出版《中兴日报》，与保皇党的《总汇新报》展开论战，汪精卫是该报主笔人之一。1908年1—3月间，汪精卫在新加坡新舞台剧场、吉隆坡商会和华人基督教协会多次讲演《民族主义与革命》、《民族主义》、《假革命》、《平等、博爱与民族主义》，以雄辩的口才，滔滔不绝地宣传反清民主革命思想，极受当地华侨的欢迎。胡汉民对汪的讲演赞誉说：“余前此未闻精卫演说，在星洲始知其有演说天才，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余二十年来未见有工演说于精卫者。”因此，有人说：“谓南洋华侨之觉醒，实出于汪君之力，亦为不诬也。”1909年1月上旬由仰光返新加坡后，汪精卫奉孙中山命与邓子瑜同赴荷属文岛等处，宣传革命，筹集款项。在此期间，汪精卫多次往槟城三山俱乐部、小兰亭俱乐部等处讲演《商务与革命》、《闽侨尤应热情赞助革命》、《欲振兴中国商业非革命不可》等。
就是在此时，汪精卫和陈璧君相识相爱。陈璧君，原名冰如，乳名环，1891年11月6日生于南洋马来亚槟榔屿的乔治市。陈璧君的父亲陈耕基，广东新会县外海人，少时即去南洋谋生，经营橡胶业，兼营矿业，成为有名的富商，人称“陈百万”。其母卫月朗，广东番禺县人，嫁给陈耕基后，同去南洋。陈璧君是长女，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陈耀祖、陈昌祖、陈淑君等弟妹。因她小时生得较胖，人们都叫她“肥环”，幼时不懂事，随人叫去。稍长之后，也和现在的女孩子一样，不愿别人说“胖”，不许别人叫她“肥环”。陈璧君在璧如女校读的小学和中学。同时，陈耕基还为子女从国内延聘来一位国文老先生，教授中文。当时陈璧君正在中学读书，年龄虽小，但活动积极，爱国热情高，不久，就秘密加入了同盟会，成为最年轻的女会员。开始她不敢告诉父母，后为父母得知，其父陈耕基十分生气，坚决反对，认为一个女孩子应该安心读书，不问外事，更不应参加什么革命党，对陈璧君大加教训。其母卫月朗则表示支持，为了了解同盟会的情况，即偕陈璧君去新加坡会见了孙中山，经过孙中山的宣传，明白了反清革命的必要，卫月朗自己也毅然加入了同盟会。
陈璧君加入同盟会后，得知同盟会领导人中，除孙中山、黄兴外，还有宋教仁、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等人，特别是在《民报》上读到汪精卫的论战文章，洋洋洒洒，笔锋犀利，如投枪，似匕首，驳得保皇派告饶投降。又听说汪精卫风流倜傥，人才出众，在她心目中就有了汪精卫的影子，欲求一见。1907年3月，因清政府的要求，日本政府命令孙中山离境，汪精卫即随孙中山去越南河内活动，帮助孙中山领导了国内潮州黄冈等地的武装起义。同年10月，孙中山派汪精卫和邓子瑜去南洋各埠活动，进行革命宣传，建立和发展同盟会组织。汪精卫等人在新加坡和日里棉兰活动后，大约在11月初，来到了槟城。
陈璧君得知汪精卫到槟城，立即赶往同盟会长吴世荣家中，与汪相识，二人在吴家之兰园多次见面，畅谈革命。汪精卫当年24岁，生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浓眉大眼，仪表堂堂，头上的辫子早已剪掉，精神的短发又黑又亮，陈璧君对他是—见钟情。从此，陈璧君就成了汪精卫演说的忠实听众，每讲必到。汪精卫口才更是出众，口似悬河，舌如利剑，正如有人所说，汪氏演说，“不但能把死人说活，而且能把活人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