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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工作，一跃成国民政府主席。这样，他的才华又被断送了。他以后写的那些风花雪月、儿女情长的诗，让人读之乏味，全无“血钟声响遍天涯”的可歌可泣的诗句了。
至于汪的性格，可以说是非常孤僻。他十三岁丧母，十四岁丧父，其长兄对他管教极严，长时间在严父、严兄的管教下，形成了他外表谦和而心地狭窄、懦弱自卑而又要出人头地、反复无常的矛盾性格。和他初次交往的人，都会被他谦厚的态度、温文的举止、流畅的言词、诚恳的表情，不知不觉地吸引着。不知道他实际生活的人，一定以为他宽宏大量，绝不会想到孤僻乖张的字眼。他非常喜欢别人吹捧他，给他戴高帽。如谁要是不知趣，给他提点意见，他虽当面点头称是，背地里便是“他妈的×”，“要你来教训我”，下流骂人的话，便如串珠般从口中滚出来。
汪虽没有当领袖的能力，却有极强的领袖欲念，因此惟我独尊的性格，除了陈璧君之外，谁也不可侵犯。后来当了日本人的儿皇帝，也学得忍气吞声，一副奴才相了。在汪的手下，只要小心奉承，顺他的性格，有当奴才、狗才的本领，就能干下去，并升官。褚民谊是汪的连襟，是由汪、陈两人做媒，与陈璧君之母卫月朗的养女陈舜贞结婚的。此人呆头呆脑，办事糊涂，汪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院长时，却让褚民谊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他上任不久，就闹出了许多笑话。一次，汪批阅文件，看到秘书长盖过章的文件里错误百出，连公文程式都不合，不禁勃然大怒，把褚民谊叫来，脸色铁青地问：“你管的什么事？”褚被问得蒙头转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汪盛怒之下，顺手一推，将桌上的文件扔得满地都是，褚慌忙弯腰去拾，当着汪的面，翻来覆去地找毛病，但怎么也查不出来。汪见这种丑态，大骂：“滚出去！”
后来是一位秘书看出，原来那些应该用呈文的公文，褚民谊却误用公函了。又有一次，行政院举行例会，各部部长都已到场，专候汪精卫驾到。但等了许久，仍不见人影。褚民谊四处寻找，却不见踪影。突然，“砰、砰、砰”，厕所里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接着就是一阵叫骂。褚民谊等人赶到那儿，才知道是汪精卫被关在厕所里出不来了。原来，行政院的房子是新建的，监工、接收、都由秘书长负责，可是整修扩建工程偷工减料，蒙混过关，质量不合乎标准。那副门锁也是次货，关了不能开，褚民谊却一无所知。一群人经过一阵推拉却无济于事，最后只好到外边请了锁匠，才把这位在厕所里关了很久的院长放出来。汪一怒之下，连会都不开了，褚民谊吓得满头大汗。后来，蒋介石集团在攻击汪精卫时，就拿褚举例子，以证明汪派执政的无能。但是，褚民谊毕竟效忠于汪精卫，这使得汪既讨厌他的无能，又舍不得抛弃他。褚也确实有他的修养，虽屡遭汪的责骂，也从不在意。从褚民谊也就可以看到汪手下人的德行及汪的用人之道了。
汪精卫在交友方面，无论公私，除了个人利益之外，绝无什么友谊。和他打过交道的人，以后多数对他恨之入骨。
吴稚晖是汪在同盟会和进德会及流亡法国时的好友，当时达到了亲密无间的程度，但后来两人分手，吴稚晖一气，大骂汪精卫，给汪扣红帽子。汪精卫骂吴稚晖是无耻文人。两人对骂，使彼此的丑恶行径都暴露无遗。汪精卫和胡汉民的关系，在同盟会时期及辛亥革命前后，可谓弦韦同佩、胶漆不离。汪精卫曾写诗，描述汪、胡间的友谊。但以后由于胡汉民在能力、地位上都比汪精卫高，他对胡便恨之若寇仇。最后，利用廖仲恺被刺案，把胡汉民赶走，排除了一个政治上的强有力对手。汪对朋友，爱之不见得欲其生，但恶之实欲其死，甚至死了也不放过。廖仲恺先生和汪的友谊之笃是人所共知的，孙中山去世后，汪能担任广东国民政府主席，多得廖仲恺极力拥护。公私之谊，不可谓不厚，廖仲恺遇刺后，他曾大写哀词，并作墓志铭。汪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何香凝痛斥汪的叛变行为，汪大为恼火。后来廖墓迁南京国葬时，国民党政府要人都到墓前致敬，致慰廖夫人，但汪只派他的连襟、太极拳师褚民谊代表打了一个转儿。可见，汪恨人之深，由生及死。
汪精卫的才华，加上他乖僻自私、变化无常的性格，表现在政治上就是一个疯人。他曾有过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曾给人以激流勇退、不贪恋官职的印象。他曾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却又与袁世凯的窃国同流合污。他曾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联共政策，又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成为先总理的叛逆。他和蒋介石争斗，台上台下，几经沉浮，最终是走上了叛国投敌的道路。汪精卫是一个政治上歇斯底里的人；通俗点说，是一个政治上的神经病者，简言之，就是政治上的疯人。
8改组派“教父”
1927年7月，各种反动势力相互勾结，联合起来绞杀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当时，中国出现了三足鼎立的政权：蒋记国民党南京政府；汪记国民党武汉政府；奉系军阀的北京政府。它们各自为政，称霸一方，互相争雄。此外，大小军阀林立，派系纵横，兵戎相见；新旧军阀恣意横行，官僚政客四处钻营，猖獗一时的反动势力把中国闹得乌烟瘴气。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举起了沾满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鲜血的屠刀，向南京政府表明他也是坚决反共的；并希望以反共为条件，宁、汉合流，以保住领袖地位。但汪精卫此举，恰被蒋介石抓到口实，汪被攻击为勾结共产党的祸首，合作遭到拒绝。宁、汉之间文电往来，吵来骂去，争斗不休。他们争闹的焦点，实际上是由谁来统一谁，由谁窃取国民党的称号，成为“正统”的问题。然而，为争夺国民党内的领导地位，汪、蒋之间又展开了激烈的争斗。“七一五”政变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宣布东征讨蒋。洛阳冯玉祥跑出来调停，致电汪，力劝“宁汉息争”，汪精卫复电宣称：“对蒋只有公愤，但国民政府法统当以死争。”坚持不妥协立场。宁、汉之间不仅斗文，而且在长江中下游厉兵秣马，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摆出随时东进讨蒋的姿态，严阵以待，大战一触即发。冯玉祥跑出来调停，电称：“凡有妨碍北伐者，即是反革命”，似乎各打五十大板。宁方首先复电，痛斥汪精卫要“以蒋君为功狗而烹之”，称汪反蒋全出于个人恩怨，把一切分裂之责任全推到汪的身上。
此时，南京政府内部又起争端，蒋介石独裁专制，排斥异己，蒋同李宗仁、白崇禧矛盾日深。蒋介石处决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成为蒋、桂矛盾的导火线。这又引起各部将领的极大恐慌，王是黔军将军何应钦的同乡，何颇有兔死狐悲之感。于是，李、白与何串通一气，寻机发难。这时，军阀孙传芳等又率部反攻，徐州失陷，浦口告急，蒋介石在军事上也一筹莫展。李宗仁、白崇禧写信给唐生智，称“只欲武汉反共，于愿已足”，表示愿与武汉妥协，甚至说“不管长衫佬赞成与否，我们主张合作”。于是李宗仁、白崇禧乘机倡议，说武汉既已‘分共'，应该欢迎汪精卫来南京。李、白的用意很清楚，一方面是拿汪精卫压蒋介石，逼蒋下台；另一方面是为了消除西部的压力，以集中全力抵御孙传芳南侵之师。桂系向蒋“逼宫”，主张“为了团结全党，总司令下台为好”。何应钦也表示赞同。蒋介石气的说：“好，我走，你们去和好了。”在内外压力下，蒋介石被迫于8月13日通电下野，返回奉化，玩弄“以退为进”的把戏。
事实上，蒋介石的下野，并不是汪精卫等人的胜利，宁、汉合流后，汪精卫取消了武汉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等于汪精卫主动交出了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权力。汪精卫之同意交权，是想到南京坐第一把交椅。汪精卫得知南京政府内讧，心中大喜，即发一电，称“对迁都无异议”，准备赴南京得到国民党大权。8月16日，李宗仁来电，提议速将国民政府迁往南京。17日，汪精卫出席中政会会议，提议迁都南京。19日，汪精卫致电李宗仁，告知已经决定迁都南京，并说明东下之师，只有急难之宜，是协助宁方防止孙传芳军队攻宁，并无他图，同时邀李宗仁等赴九江商谈宁、汉合作事宜。汪精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