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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已经有了鼻烟壶。”于是焦先生说：“那就不用这个道具吧。”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道具，由此可以想到焦先生对艺术认真严格的态度。
这实在值得我们学习。
焦先生年轻时办了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培育出许多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
家。为了更透彻地了解民族戏曲的内容与形式，他不但研究“唐、宋、金的
大曲”，还向各位京剧界老先生请教。而且拜了一位当时大家都十分推崇的
老前辈、精通昆曲的曹心家先生和专工小生的冯蕙林先生作者师。使全校师
生惊讶的是，他每日也和学生一样压腿、吊嗓。他并不是想成一位名演员，
而是在用身心去琢磨祖国的民族艺术传统。
因此，他很早就主张话剧要继承我国民族的表演形式。在郭沫若的《虎
符》的演出中，他实践了他的设想，同时也显示出他卓越的才能。但在《虎
符》上演之后，他却这样谦虚他说：“如果说，过去的戏都没有传统的表演
风格，那就太武断了。我个人以为，我国话剧演出，有的戏在民族形式上更
突出些，有的戏虽已具有了民族风格而不易使人察觉。”经过多少年的追求、
体验、创造，他写了《关于话剧吸取戏曲表演手法问题》的论文。文章的价
值与作用已经越来越被今天的人们所理解了。
我在谈焦菊隐先生，然而我对导演艺术却是外行，对于他所创造的导演
艺术流派，也是耳濡目染，讲不出个道道。但是我相信一句话：“心有灵犀
一点通。”这样说，我并不是指我自己，而是指每一个致力于戏剧艺术创作
的人，每一个热爱戏剧艺术的观众。焦先生的影响在人们的心里，他的声誉
已经传遍了国内外。
昨夜醒来，想到焦先生，是那个沉默的，几乎不说话的上了年纪的人。
那时他和我都在“牛棚”，铺挨着铺。现在，他已经离去十年了。但是我知
道，我不会忘记他。我还知道，大家都会记住他。他的生命不会完结，永远
被戏剧艺术的熠熠光辉照亮。
（原载《北京日报》1985年
12月
14日）
伯钊同志，你永远在我们中间
最近我心脏病经常发作，又忙于开会，只听说伯钊同志正处抢救之际。
厚生同志怕我过分激动，告诉我，医院不许探望，要等医生通知，才能去。
两天过去了。四月十七日晚间才告我伯刽同志已经逝世了。我被这突然消息
惊呆了，我怎么也不相信，她会离开我们。我要奔赴医院，因为正开着剧代
会，被阻止了。我在开会，但伯钊同志的音容笑貌浮现在我的眼前：雪白的
头发，红通通的面庞，精神抖擞、就像她依然同我们坐在一起讨论。
我不相信她会去世。伯钊同志讲一口浓重的四川话。她腰杆笔挺，从不
知疲倦。年龄对她，好像永远不留下痕迹。她总是朝气蓬勃，保存着一颗对
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她的心扉永远敞亮着，毫无隐讳。不管别人爱听不
爱听，她从来不说一句违心的话。她是非分明，勇于说出自己的意见。伯钊
同志性格顽强，为党的利益、为党的正确路线，坚持不懈地与错误路线斗争。
这样一个好同志是不会死的。她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她为
我们树立一个如何为革命与文艺工作的光辉榜样。她是不会死去的。
一九四八年底，我和许多文艺界的朋友，由上海绕香港、烟台转到北平，
我首先接触的老红军，老战士，解放区的老文艺工作者，就是李伯钊同志。
那时候，她还很年轻，穿着一件旧的棉军装，束着皮腰带，戴着军帽，笑容
满面地和我握手，谈起工作，滔滔不绝，洋溢着满腔热情。她身穿那身洗得
退了颜色的旧军装，十分干净。人不高，但挺拔、矫健。我心里说，她就是
三过草地的革命战士啊！
我比伯钊同志只大一岁，但在革命征途上，她是我的大姐。在政治上、
生活上，她对我关心备至。她在任何人面前，从不摆老革命家的架子。尤其
是正当她写从来没有人写过的歌剧《长征》时，她多次找我讨论，要我提意
见，我说：“我没有革命经验。”她却说：“你有写作经验！”她不停地间
我剧本结构，歌词的准确性等等。我很难为情，她十分严肃地说：“你在剧
本结构上，词句上，是有办法的！”她简直不像在瑞金当过高尔基戏剧学校
校长，曾经留学苏联，又写过很多剧本、革命歌曲，又是中央苏维埃政府教
育部艺术局局长。她真是虚怀若谷，博大谦逊啊！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原是伯钊同志创建的，是综合性的剧院，有歌剧、
舞剧、话剧、舞蹈、创作，还有许多其他传统戏曲剧种。后来党调我兼人民
艺术剧院工作，专搞话剧；伯钊同志就任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和副院长。
我记得专事话剧的北京人艺再次建院的时候，吴晗、廖沫沙同志都来了，伯
钊同志特地赶来祝贺，谆谆教导，抑制不住地流下惜别的眼泪。她是从心里
深深爱着这些从事革命活剧的艺术家啊。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决不能忘记北
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成长。有伯钊同志的心血，不能忘记北京人艺的奠基者李
伯钊同志。今天在悼念伯钊同志的时刻，抚今追昔，我怎么也不相信伯钊同
志竟会离开我们。她没有离开我们。她的正直、热情，她对党的事业的忠诚，
永远温暖着我们，激励着我们。
在十年内乱时期，伯钊同志受尽了摧残。有一次我们一起被批斗，她跪
在那里，足足有三个小时。我颤巍巍地弯腰低首，但心里却想着身边跪着的
她。她仍然直挺挺的。我的心在颤抖，我为她受的种种折磨与摧残痛苦地颤
抖。她的共产主义信念，毫不动摇，她仍在坚持锻炼身体，满怀信心地度过
那一段令人难以忍受的苦难岁月。
终于，“四人帮”被粉碎了，乌云过去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我
们重新见到阳光。我们都被折磨得患了这样或者那样的疾病。伯钊同志在枪
林弹雨的岁月中闯过来了，在与张国焘残酷斗争中斗争过来了，在十年浩劫
中挺过来了。她为了今天和明天，仍在奋斗着。她又与病魔搏斗着，虽然她
患了脑血栓，偏瘫了，凭着她顽强的意志，她又站起来了。她在争分夺秒地
工作着，并写出了革命史剧《北上》，为我们后代子孙留下了伟大的革命史
诗。
多少人劝阻她要节劳，保重身体，她听不进去，在她头脑里，只有“时
间！时间啊！”对她来说，时间比生命更重要。她拼命想把失去的时间和积
压的工作抢回来，她多想再有一些工作的时间！然而。。
我一直相信她会比我活得更长些，因为她坚强、乐观，没有想到，伯钊
同志走在我前面了。
在悼念伯钊同志的时刻，我更要以伯钊同志为榜样，争分夺秒，尽自己
所能，再多为党、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哪怕明天死去，今天也应做一
点一滴的工作。
我永远不相信伯刽同志离开了我们，伯钊同志永远在我们中间。
（原载《人民日报》1985年
4月
28日）
在夏衍的目光里
今天，大家在这里纪念夏衍同志从事革命文艺工作五十五周年，这对夏
衍同志来说是一个喜庆的日子。参加今天这个活动，对于我们大家来说，也
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夏衍同志的生命中，有五十五年是和革命文艺工作联系
在一起的，他的成就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走过的艰苦历程，开
创的光辉业绩。半个多世纪以来，夏衍同志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同呼吸、
共患难，他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又是新一代文艺工作者的榜样。
因此，今天也是我们在座每一个同志的喜庆的日子。
夏衍同志博学多才，能力是多方面的。他在文艺领域中涉猎很广，是一
位创作的实践家，同时又是革命文艺事业的组织者，他一直担负着许多社会
工作。我不能一一列举他都是哪些方面的专家，一时也说不清他有哪些职务。
因为在我心里，这一切都不那么重要。但是，有一点我是再清楚不过的——
夏衍同志是一个真正的人，是中国当代一位了不起的革命文化人。这一点，
不是加在他身上众多的职务和头衔告诉我的，而是从我年轻的时候开始，直
到如今毫奎之年，认识了他近半个世纪以来得出的认识，这是经过漫长的岁
月积累起来的认识，因此是一个可靠的认识。
夏衍同志一生坎坷，艰苦卓绝。在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