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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姑娘！我们唱戏的哪有不跌跤的。我们就在倒好声中才长得大呀！”
他说：“明天咱们还唱这出！”同志们今后“跌跤”，不是不可能的。要互
相体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好好合作。
假如我是一个青年演员，我希望接着再上这样的讲习班，希望这样的班
继续办下去。
孔夫子说“学而优则仕”，我希望同志们学而优则“美”。
（原载《戏剧电影报》1984年
6月
17日）
天然生出的花枝
陈若曦是我认识的一位台湾的著名女作家。她是地道的土生土长的台湾
人。祖父三代都是木工，母亲这一边世世是农民。说是劳动人民的女儿，是
名符其实的。我不是为她写传记，说明她是“红五类”、“出身好”。现在
祖国上下正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那些张口闭口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
阶段”“打倒一切”“炮轰、火烧”的显赫人物早已销声匿迹，有的且高呼
“推进四化是终生理想”了。
我这样提起陈若喷，因为她也曾经受过祖国那一段灾难的日子，在这方
面她和我的情感是相通的；同时，也因为我偶然读了一些记载，说到她出身
贫困，仅由于艰苦奋斗，成为台大英文系的高材生，又得到美国约翰·霍布
金大学的硕士学位。这使我对她更多了一层亲切与钦佩。她研究美国三位文
学大师：福克纳、斯但贝克与海明威；深探他们的全部著作。其实，尽管她
自称“无聊才读书”，她却是非常用功，在浩莽的欧美经典文学与现代文学
的烟海中潜心游览过，她还是国外的华裔作家的知心人，有许多熟稔的文学
挚友，而且是他们著作的热心钻研的读者。
如今陈若曦写了不少的好小说。地方、风情、人物，只要她见过，用心
观察过的，在她笔下便是一幅朴实、真切、生动的图画。她的语言简练，主
张“言之有物”，在简练中赋有深厚的情感。在她的散文中流泻出一片嬉笑
甚至嘲弄，但也不时露出字里行间的无声的悲痛。看得出来，陈若曦是个豁
达的人，乐观、聪慧的人。文字在她笔下仿佛是一群奔马，驰骋在人生的草
原上，不可自止。这似乎又与她小说中那朴厚、沉着的风格大不相同。我想
到，人是多么复杂，多么丰富，有什么能束缚住一颗有才能、有生活感触的
秀美的心灵呢！
很早，我就听到陈若曦的名字。
1980年，应周文中先生主持的美中文化交流组织之约，我与英若诚同志
赴美国访问。由纽约出发，经过许多大城市，见到了许多台湾作家，与他们
交谈甚欢，但又总因时间仓促，不得畅叙。然而终于见到了他们，这些我海
外的同行，在我是寸·分值得纪念的事情。
最使我高兴的，是在旧金山见到陈若曦。她是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
的研究员。她遵嘱来接我，当时她的汽车恰恰撞坏了，真不知她是如何来到
飞机场的。我看见一位圆圆脸，衣着朴素，一双眼睛透着热情与明慧的中年
妇女，和我中学时的老同学、好朋友林登，站在那里迎接我。林登已经两鬓
斑白了，身材仍像当年那样比我高出一头，戴着一副黄色的眼镜，简直是一
个气字不凡的绅士。而陈若曦梳着北京人所说的娃娃头，额发整整齐齐，看
上去像是个中学的学生。
一见面她话不多，只管提着我们的行李。我真是担心，因为她不像有力
气的人，却提着我那装满各地赠送的书籍的沉重的箱子上了车。林登算得上
是富有的人，他与
Eva，他的夫人请我们，还有陈若啥在半岛的海湾边一座
高入云霄的华人大饭店吃饭。我确实有些吓住了，这顿晚宴实在太讲究，席
间还有许多的新朋友。碧澄澄的夜晚，天海一色。世界像是浮动在一望无边
的穹苍中；灯火如星斗般在海水中闪烁着，不断有飞机蓝闪闪的灯光从眼前
掠过去，我感到自己已成了天上的宾客。我发现陈若曦是一个谈笑自若的人，
她引我说出了许多往事，甚至许多过去在台上演戏出丑的事，我也讲得十分
得意。
后来，我的日程大都是陈若曦在安排。我每到一个地方讲话，都是她开
车送我。等我出来时，她已在等候，然后又开车送我到另一个地方。她车开
得很熟练，用北京话说叫作“开得溜”，但她的车我不敢恭维。那是一个小
小的黑色的甲虫车。在热闹的街道，在一片崭新的车队中，她真是落落大方
地如同开着一辆豪华的“卡的拉克”。我并不是想坐
Cadillac，可我总怕在
美国那车飞如箭的大道上，这只可爱的“甲壳虫”会突然不听主人的驾驭，
向左或向右闯去，或是停住不动了，那该怎么办呢？事实证明这实在是把人
之忧。我总是安安稳稳地从这里到那里，由陈若曦陪伴着会见了许多朋友。
特别是有一次，在一个华文书店，她介绍我认识了许芥星先生。与这位头发
斑白，蓄着山羊胡子，和蔼，学识十分丰富的老先生交谈，我十分快乐。听
说他能写一手好字，做很抒情的文章，而且旧诗词也作得好。当他为我的讲
话作翻译时，听着他娓娓动听的语音，选字用词的精彩生动，我由不得地赞
美他。其实赞美是很俗气的，而且显得虚假，但我这个人有话就存不住，而
说得不妥当之后又十分难受。还是许芥星先生一两句谦逊、平和的话，使我
安下心来。
有一天下午，陈若曦告诉我说约好几位台湾作家在她家夜谈。我去了。
她的家亦或是她的书房不算大，摆设简单，跟她的人一样，一眼就看见她的
心，朴朴实实，毫不装饰，却令人十分喜爱。书桌上摆满了吃的东西，丰富
极了。客人们自由地在沙发上、椅子上、地上坐着；那顿饭吃得痛快，谈得
也痛快。白先勇、水晶、李欧梵，还有许多朋友，我们一起谈到深夜。英若
诚至少喝了一瓶威司忌。别人也不含糊。那一晚是我在美国最愉快舒适的时
光，就像在家里一样。告别时我真替陈若曦为难，那一大堆杯盏，谁帮她洗
呢？她的两个宝贝儿子都在大学里，她的丈夫段教授，远在几千里外的
Miami。想到陈若喷要看稿子，写文章，又要洗盘子，不由感到作一个女作家
的不容易。
陈若曦又是一个十分好客的女主人，多少从国内到
Berkeley来的人，都
到她家中作过客。萧乾，毕朔望，以及在她家打过尖、住过的朋友，都说在
她的家中最能体会到“他乡遇故知”的情怀。
一九六六年，陈若喷与她的丈夫段教授因思念祖国，回到乡土。恰值“文
化大革命”开始。他们时而北京，时而南京，时而西北，跑了许多城市。她
目睹了那时横行于中国土地上的“法西斯”。多少知识分子、贤人义士、革
命前辈，以至无辜百姓，或遭残害，或株连家小；他们夫妇怀着一腔热望，
回来报效祖国，而碰上了“文化大革命”！他们的痛苦与失望是可想而知的。
后来他们回到加拿大；又定居在旧金山的柏克莱。
今年六川司的一天，和我相识多年的吕正操同志突然来到我家里。一推
门就大声叫道：“曹禹，你知道陈若喷又来了么？她现在正在福建探亲，你
打个电报，快请她到北京来。”我并不知陈若曦已在福建，但听说她来了，
很是高兴。吕正操畅谈陈若曦最近写的一本妙书《无聊才读书》，他说：“写
得好极了，尤其是她描写你，真是活灵活现，就是你这个人，一点不错。”
他哈哈大笑起来。走的时候他把《无聊才读书》留给了我，并且告诉我：“陈
若曦到北京来了，我要请她。”
巧得很，吕正操同志刚走，电话铃响，是陈若曦的声音，她从北京饭店
打来的，说要见我，不是我去就是她来。我告诉了她吕正操要请她吃饭，不
知她是否晓得这位大名鼎鼎的将军。她说：“请他到我这里吃饭，一块儿聊
聊，不好么？他的电话号是什么？”我告诉了她。
不久，陈若曦又来了电话：“和他定了，他约我们，你，你的夫人，与
英若诚明天在钓鱼台午餐。”
翌日，我们到了钓鱼台，老实话说我从来没有在这个高贵的国宾馆吃过
饭。果然，进门便风光非凡，不尽的山石、游廊、涓涓清溪，鱼在水中荡漾，
小桥流水，琼花碧草，真是人间天堂。一座精致的小楼藏在密密的林荫中。
我们被引到一所宽阔的大厅里。正在谈天的时候，钓鱼台的经理请我们参观
这个地方。
乘一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