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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从树上下来吧！》这个戏里蕴蓄深刻的人生哲理，鼓励人们要努力生活
下去，乐观地活下去。文那这只可爱的青蛙，总在向往广阔的神秘世界，它
终于爬上了高高柯树的顶端。然而，那上面并不安全，是老鹰临时存放食物
的地方。文那对弱肉强食的恐怖世界有了亲身体验。勇敢的文那，充满了对
前途的信心，救了自己，也救出被小学生捉去准备作解剖实验用的青蛙伙伴
们。只有坚强的信心、智慧与勇敢，才能战胜一切，才能战胜鹰、蛇一类贪
狠的强食者。
年轻的导演筱崎光正先生在导演这出戏时，大胆想象，用几块三角形道
具做布景，变幻多端；用明快的音乐，用自然的舞蹈，用孩子们喜爱的歌唱，
用生动的模拟动作，用各种美妙、多姿的造型，甚至用了滑冰的舞蹈，使青
年演员发挥所长。全剧节奏流畅，一气呵成，相当别致，台上、台下是一片
春光，这个童话剧受到了极热烈的欢迎，不只是因为这些青年演员生动的表
演，舞蹈与歌唱的美妙，基本功练得深；更因为导演在构思时注意到它的群
众性。他们准备在任何广场、操场、讲台或较大的空地随时上演。因此，他
们走向工厂、学校、农村和边远地带，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对生活的热爱，充
满了快乐与信心。
日本话剧访华演出团，将要在南京、上海陆续公演。他们受到欢迎，不
只是因为他们带来了中日友好的深切情感，也因为他们代表了日本话剧界的
精湛、高超而又能普及的艺术，这种美丽而丰满的艺术是与千田是也与杉村
春子和一切在日本的话剧前辈的多年培育、耕耘分不开的。我和这两位日本
老朋友相见多次了，这次在洋洋暮春的北京见面，相顾而笑。我不禁改动一
首杜甫的七绝，来歌颂我们的兴致与友情：
正是北京好风景，
春花时节又逢君。
中国戏剧家协会决定授予千田是也和杉村春子二位先生为中国戏剧家协
会“荣誉会员”的称号。这样，两位日本戏剧界极有威望的耆宿，也成了我
们中国戏剧界的老前辈了。你们赢得的，是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更深、更
厚的友情；你们赢得的，是中国戏剧界对日本戏剧界的更深、更厚的友情。
（原载《人民日报
1981年
4用
21日）
舞蹈大家——崔美善
唐朝有位神奇的舞蹈家公孙大娘，杜甫看完她的舞蹈说：“观者如山色
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
今天中国的舞蹈家可谓盛极一时，崔美善是当今的一位“公孙大娘”。
崔美善的舞姿，变幻矫健，流旋飘逸，摇曳有致。
多年来，我看过她的《长鼓舞》，直使我“夺气”。如今，她和她的编
舞李仁顺，创造多少绚丽的妙舞。她们新近合作的《东方的微笑》，那是崔
美善从敦煌壁画中悟得的神妙启示，恬静，明慧，充满了熙熙春光，是她又
一琅瑰杰作。她的《喜悦》及《丰收曲》也有新发展。近来，她的艺术日臻
美妙，更超绝了。
解放后，崔美善最早介绍印度舞，获得成功。她现在又把埃及舞和日本
樱花舞跳得非常优美。崔美善舞遍各大洲，她的声名流四方，吸引了各国观
众。世界专家赞颂她集东方美于一身，刚健、温柔，既奔放，又含蓄，是新
中国的一位舞蹈大家，又是通过艺术传达友谊的使者，是社会主义中国舞蹈
艺术的骄傲。
我十分喜爱崔美善的舞蹈风度，波澜壮阔，神采扬扬，这是我们时代的
精神。
杜甫说草圣张旭看了公孙大娘的舞蹈，“豪荡感激”，从此草书长进。
艺术是有灵光的，可传神，可鼓气，可八面生风，可激发人的创造灵感。我
愿崔美善与一切中国杰出的舞蹈家都赋有这样的神奇。
（原载《人民日报》1981年
9用
14日）
我的一生始终接受着党的教育
我的一生中，从青年时代起，就接受了共产党的影响。一九二七年有两
件事我毕生难忘。一是中学时代，我的一位班长叫郭中鉴，是全班最好的一
个同学，待人热情，乐于助人，功课也最好，后被军阀逮捕，在法庭上义不
受侮，把镣铐打在法官的头上，后来被杀害。事后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另
一件就是《北京晨报》头版上生动地刊载了李大刽同志英勇就义的情景。这
两个人使我第一次认识到世界上有这样崇高情操的人，为宣传真理而下惜牺
牲，这些人是共产党员。
后来，我参加一个短期训练班，听了后来成为著名报人的王芸生先生和
其他老师讲工人斗争发展史，讲马克思主义学说。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革命理
论。当时不甚了了，但思想上是受了影响的。虽然王先生并不是共产党员。
在清华大学学习时，胡乔木、蒋南翔等都是先后同学。在共产党人的组
织与鼓动下，学校里爱国学生运动蓬勃兴起。这一时期我投入了抗日宣传活
动，参加短期学生军。
大学毕业以后，我到当时的国立剧校教书。杨帆同志当时公开名义是张
道藩的秘书，其实他是中共地下党员。是他第一次告诉我什么叫阶级，什么
叫社会主义。他还对我说，我会唱一支歌，很好听，唱给你听听吧。这支歌
就是《国际歌》。
抗战时期，随国立剧专到重庆。党通过很多关系来教育我。那时我当教
务长，学生们办读书会，好多很用功的学生常到我家来搞活动，他们都是党
员，介绍我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后来，他们告诉我是地下党的两位负
责人叫他们来做我的工作的。
抗战中，一方面国民党实在太腐败，而一些共产党人给我的印象实在深
刻，所以我写了《蜕变》。剧中我写了个好官梁专员，“文化大革命”中一
些不明真相的青年说我美化了国民党。他们哪里知道，这个人物我是以徐特
立同志为模特儿写成的。
写《北京人》和《蜕变》时，我每写一部分，都由一个同学拿去给当地
的地下党县委书记看。这是后来他们对我说的。这说明党时刻在关心我，包
括我的创作在内。
当然，我直接正面受党的教育最多的是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要我看
《新民主主义论》及其他革命的进步的文章。他不断对我讲解党在抗战期间
的方针、政策。
最近王苹同志告诉我，宋之的同志与我合作写抗战剧本《全民总动员》，
也是周恩来同志的指示。
我说这些情况，是说明党是如何长期地细致地在领导我，做我的工作，
要把我引上一条正路。我的生活道路，我的进步，乃至我的创作生涯都有着
党的影响。
我过去想过，现在更加强烈地感觉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今天，
我们没有共产党，四个现代化在中国也不能实现。
关于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我只说一点意见，就是要经常性地开
展正常的文艺批评，要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有错可以批评，但不可一棍子
打死，要允许反批评。文艺批评，既不要抬轿子，也不要打棍子。
（原载《人民戏剧》1981年第
7期）
纪念北京人艺建院三十周年
三十年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长起来，他一直跟党、跟人民、跟社会
主义祖国同命运、共甘苦。他在春风化雨中度过华丽的青春，吐出态浓意远
的花枝。他也经历过各种运动，踏过艰难困苦的道路。
如今，他成年了，他像是一个神态质朴、文采风流的壮年，他矢志要把
中国的话剧推向一个较高、较深的境界。
有人说，北京人艺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意思是说，此处人才多，
有抱负的人多，有成就的人也多，我仅同意一半。因为，我深知北京人艺在
人才上还是一个参差不齐，高下不一的团体。这个剧院尽管有不少文化修养
较高、艺术成就有相当水平的演员和舞台美术工作者，但这个剧院也有一些
在培育与实践中逐渐成长的人。至于，体制问题，更高的戏剧道德问题，更
浓烈的艺术研究空气问题，剧目与演出不够理想的问题，我不想在此一一赘
述。
我们是有不少缺点的。我们心里有许多“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远未
实现。它使我们懊恼，使我们焦虑。但北京人艺究竟在三十年中（其实，在
林彪、“四人帮”的专政下，话剧在全国禁演足足十年），出现过不少比较
好，甚至于很好的剧目演出，造就相当多的艺术人才，养成了一种北京人艺
的风格，培养起一批爱着北京人艺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