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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访问 田云玉 下
那时，按田云玉的级别，涨一级是43元，涨两级是50元。当时的50元，能供一个普通五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这50元，对于当时家境贫寒的田云玉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可能是为了照顾田云玉的情绪，上面那句话毛泽东并没有当田云玉的面说，他是从另一个角度想问题，所以，他问田云玉，我给你60元行不行呀？
后来，主席跟我聊天的时候，他说小田呀，我想把我身边工作人员的工资，调成和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一样，咱们找那么一两个人，我自己给他们拿钱。你怎么样，我用我的工资每月给你六十块钱，行不行啊？我说，要主席的钱多不好啊，那我不成了你私人的人了吗？我的脑子本来就不聪明，当时就是这么反映的。主席笑眯眯地“噢”了一声，再没往下说。实际上，我当时要是同意了的话，他肯定会给我这六十块钱。主席很照顾我的情绪，没单纯考虑给我涨工资，他不说我家庭困难，他不从这方面考虑问题，而是从总理的工作人员来说，用他的钱来给我涨工资。
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当时为什么这么说。有时候想，在主席身边工作了不起也好，幸福也好，多大荣誉也好，不应该有的骄傲，也有一点。可是，这件事情是主席发自内心的，我反而不同意。主席说了我没同意，他从来不强加于人，包括上学，你不去他也不强让你去，主席自己是有分寸的。他主张每个人在生活方面、思想意识上，都自由自主些、独立些，他从不多加干预。但个人的婚姻也好，家庭生活也好，有困难他愿意帮助你、启发你。
1958年5月，田云玉和毛泽东一起去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那天北京的天气异常闷热，劳动了一天的田云玉，出了一身的大汗。回到中南海之后，田云玉就直奔了厨房，由此引发了一场“西红柿事件”。
主席对待身边的工作人员向来是平等的，可是我的性子急，在处理周围的一些关系时，包括与领导的关系，和炊事员的关系等，不够虚心，不能用商量的口气，难免将关系弄僵。
1958年5月的一天，我跟主席到十三陵水库劳动。因为天气热，主席和我都是满身大汗。回来以后，我马上给主席换衣服，擦背。做完这些，我马上跑到厨房。因为我平时想方设法让主席多吃水果，知道厨房的冰柜里有西红柿、水果一类的东西，你要给主席他就吃，你不给他他就不吃。即使你放在跟前，他也想不起吃。比如吃西红柿，他要是在看文件，我也不能把西红柿硬给他喂到嘴里。所以，我就想办法让主席多吃点水果，想什么办法呢，就是给他挤成汁。挤的方法很土，我把手洗干净，用一块纱布把水果包起来，汁挤到碗里，再倒在杯子里。挤出的西红柿汁，有时候放糖，有时候不放糖。这样，主席就没有办法了，他怕坏了，就会把杯子里的西红柿汁都喝了。这虽然带点强迫性，但主席不好不吃，这样就增加了主席吃水果的机会。
这天，我就奔到厨房去拿西红柿，想自己吃。可厨师不让我吃，我想把西红柿挖个洞放点儿糖，连糖带西红柿一块吃不是更舒服吗？于是，我又拿了糖罐子。炊事员不让我放糖，就围着面板抢我手里的糖罐子。我的牛脾气上来了，大嚷了一句，那我不吃了，说着就把西红柿砸了过去。他穿的是白大褂，红红的西红柿汁溅了他一身。他为了保护现场，马上去找卫士长李银桥汇报。就这样，我一下子被抓了个“现行”。紧接着，行政小组开会，团组织开会，上纲上线。最后，我不得不写检查。
过了几天，卫士长将事情报告了主席。可主席的做法既令我费解，又令我感激。主席对我一句话都没说，只是在我给他喝西红柿汁的时候，就会哈哈大笑。我当然明白他笑什么，因为卫士组和行政小组怎么批评我，江青是什么态度，他都知道。但是，他一句话也不说，也不问什么过程，他就是笑。主席这样做，起码有两三次。有一次，他从卧室出来，途中经过我们的值班室，我已经把西红柿汁准备好了。平时，我把西红柿汁一给他，他就喝掉了。那天，主席拿到后问我，这是什么呀？我说，是西红柿水。他还没喝，就笑开了。笑完之后，他就把汁喝掉了。喝完把杯子递给我，他还笑，笑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开会时上纲上线，压力太大了，主席的笑则让我轻松多了。主席太了解我了，他等这个事情处理完了才说，在这一点上他和江青一致，不同意开会批斗我。如果主席当时这么说，我更要闹翻天了。主席做思想工作的方法，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1961年，田云玉被毛泽东送进了人民大学。从此，他离开了毛泽东。如今，他常常和当年同在中南海的伙伴们回忆起那时的情景。
在我身上发生的这几件事，如今想来，让我感触很深。但是最令我感动的，不能让我忘怀的，就是主席对我学习的关心。我刚到他那里半年，他就让我去上学。当时，我就想我刚来不久，主席又很喜欢我这个人，工作也很需要我，但是他能舍下自己，考虑我本人的前途，坚持让我走。这些感人肺腑的事，一件接着一件，令我终身受用。
他平时不断地跟我说，小田你是个好人，你直爽，你讲真话，我也跟你讲真话，我们合得来。人就怕给你一个独立、平等的待遇，我在毛主席面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一个党和国家的领袖这么平等，这么平易地对待你，你能不感动吗，你能不怀念他吗？
第六部分访问 王鹤滨 上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王鹤滨，在上个世纪40年代曾经三次给毛泽东检查身体。第一次在延安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的穿着让他大吃一惊。
我是河北白洋淀人，在我的少年时代，白洋淀是当时抗日战争的游击根据地。我高小以后，毛主席就派贺龙的部队到了我的家乡。
1943年，我从晋察冀军区到了延安的中国医科大学。过去这所大学叫卫（生学）校，以后变成解放区的医学最高学府。
学校在延安的乔儿沟，它的对面就是鲁迅艺术学院。我们到的时候是6月份，我那时候是一个党支部的委员。开学的时候，主席来讲话。我们席地而坐，有小板凳、草垫子什么的，我就坐在主席身边。主席用的讲台就是一个小桌子，卫士给他倒了一杯茶放在上面。
主席穿着一条打着补丁的裤子，两边都打着补丁，上身是一件灰色的旧军装。我当时很吃惊，我虽然知道八路军讲官兵一致，但没有想到党的最高领导人的穿着竟同战士没什么两样，对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大的震动。
主席作报告的语言非常生动，深入浅出，他说同志们我告诉你们一个真理：枪是可以杀人的。同学们都是小知识分子，都说枪能杀人这个谁不理解呀。
主席说这个真理让我们共产党人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他就追述了第一次革命战争的失败，陈独秀不要武装，蒋介石就杀了我们成千上万的革命党人。大家明明知道枪可以杀人，但是大家不知道可以把枪拿起来对付反动派，所以革命遭到失败……
听了报告以后；我们在思想上提高了很多。
说到主席的补丁衣服，我想到了一位美国作家就此与蒋介石的对比。重庆谈判的时候，蒋介石的服装不仅挺阔，而且戴着好多勋章。毛主席的服装不仅没有任何装饰，而且是皱皱巴巴的，甚至左襟比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