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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那么上文说的饥民就食，该更是古风罢。
但是儒家对于吃饭却另有标准。孔子认为政治的信用比民食更重，孟子倒是以民食为仁 政的根本；这因为春秋时代不必争取人民，战国时代就非争取人民不可。然而他们论到士 人，却都将吃饭看做一个不足重轻的项目。孔子说，“君子固穷”，说吃粗饭，喝冷水、 “乐在其中”，又称赞颜回吃喝不够，“不改其乐”。道学家称这种乐处为“孔颜乐处”， 他们教人“寻孔颜乐处”，学习这种为理想而忍饥挨饿的精神。这理想就是孟子说的“穷则 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也就是所谓“节”和“道”。孟子一方面不赞成告子说的“食 色，性也”，一方面在论“大丈夫”的时候列入了“贫贱不能移”一个条件。战国时代的 “大丈夫”，相当于春秋时的“君子”，都是治人的劳心的人。这些人虽然也有饿饭的时 候，但是一朝得了时，吃饭是不成问题的，不像小民往往一辈子为了吃饭而挣扎着。因此士 人就不难将道和节放在第一，而认为吃饭好像是一个不足重轻的项目了。
伯夷、叔齐据说反对周武王伐纣，认为以臣伐君，因此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这也 是只顾理想的节而不顾吃饭的。配合着儒家的理论，伯夷、叔齐成为士人立身的一种特殊的 标准。所谓特殊的标准就是理想的最高的标准；士人虽然不一定人人都要做到这地步，但是 能够做到这地步最好。
经过宋朝道学家的提倡，这标准更成了一般的标准，士人连妇女都要做到这地步。这就 是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原来是论妇女的，后来却扩而充之普遍应用起来， 造成了无数的惨酷的愚蠢的殉节事件。这正是“吃人的礼教”。人不吃饭，礼教吃人，到了 这地步总是不合理的。
士人对于吃饭却还有另一种实际的看法。北宋的宋郊、宋祁兄弟俩都做了大官，住宅挨 着。宋祁那边常常宴会歌舞，宋效听不下去，教人和他弟弟说，问他还记得当年在和尚庙里 咬菜根否？宋祁却答得妙：请问当年咬菜根是为什么来着！这正是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 人上人”。做了“人上人”，吃得好，穿得好，玩儿得好：“兼善天下”于是成了个幌子。 照这个看法，忍饥挨饿或者吃粗饭、喝冷水，只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大吃大喝，痛快的玩 儿。吃饭第一原是人情，大多数士人恐怕正是这么在想。不过宋郊、宋祁的时代，道学刚起 头，所以宋祁还敢公然表示他的享乐主义；后来士人的地位增进，责任加重，道学的严格的 标准掩护着也约束着在治者地位的士人，他们大多数心里尽管那么在想，嘴里却就不敢说 出。嘴里虽然不敢说出，可是实际上往往还是在享乐着。于是他们多吃多喝，就有了少吃少 喝的人；这少吃少喝的自然是被治的广大的民众。
民众，尤其农民，大多数是听天由命安分安己的，他们惯于忍饥挨饿，几千年来都如 此。除非到了最后关头，他们是不会行动的。他们到别处就食，抢米，吃大户，甚至于造 反，都是被逼得无路可走才如此。这里可以注意的是他们不说话：“不得了”就行动，忍得 住就沉默。他们要饭吃，却不知道自己应该有饭吃；他们行动，却觉得这种行动是不合法 的，所以就索性不说什么话。说话的还是士人。他们由于印刷的发明和教育的发展等等，人 数加多了，吃饭的机会可并不加多，于是许多人也感到吃饭难了。这就有了“世上无如吃饭 难”的慨叹。虽然难，比起小民来还是容易。因为他们究竟属于治者，“百足之虫，死而不 僵”，有的是做官的本家和亲戚朋友，总得给口饭吃；这饭并且总比小民吃的好。孟子说做 官可以让“所识穷乏者得我”，自古以来做了官就有引用穷本家穷亲戚穷朋友的义务。到了 民国，黎元洪总统更提出了“有饭大家吃”的话。这真是“菩萨”心肠，可是当时只当作笑 话。原来这句话说在一位总统嘴里，就是贤愚不分，赏罚不明，就是糊涂。然而到了那时 候，这句话却已经藏在差不多每一个士人的心里。难得的倒是这糊涂！
第一次世界大战加上五四运动，带来了一连串的变化，中华民国在一颠一拐的走着之字 路，走向现代化了。我们有了知识阶级，也有了劳动阶级，有了索薪，也有了罢工，这些都 在要求“有饭大家吃”。知识阶级改变了士人的面目，劳动阶级改变了小民的面目，他们开 始了集体的行动；他们不能再安贫乐道了，也不能再安分守己了，他们认出了吃饭是天赋人 权，公开的要饭吃，不是大吃大喝，是够吃够喝，甚至于只要有吃有喝。然而这还只是刚起 头。到了这次世界大战当中，罗斯福总统提出了四大自由，第四项是“免于匮乏的自由”。 “匮乏”自然以没饭吃为首，人们至少该有免于没饭吃的自由。这就加强了人民的吃饭权， 也肯定了人民的吃饭的要求；这也是“有饭大家吃”，但是着眼在平民，在全民，意义大不 同了。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想不到吃饭更难，没饭吃的也更多了。到了今天一般人民真是不得 了，再也忍不住了，吃不饱甚至没饭吃，什么礼义什么文化都说不上。这日子就是不知道吃 饭权也会起来行动了，知道了吃饭权的，更怎么能够不起来行动，要求这种“免于匮乏的自 由”呢？于是学生写出“饥饿事大，读书事小”的标语，工人喊出“我们要吃饭”的口号。 这是我们历史上第一回一般人民公开的承认了吃饭第一。这其实比闷在心里糊涂的骚动好得 多；这是集体的要求，集体是有组织的，有组织就不容易大乱了。可是有组织也不容易散； 人情加上人权，这集体的行动是压不下也打不散的，直到大家有饭吃的那一天。
1947年6月21日作。
（原载1947年7月6日上海《大公报》副刊《星期文艺》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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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散文全编 论雅俗共赏
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 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赏奇析疑”一个成语，“赏奇析 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份儿的。然而又出现了“雅俗共赏”这一 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 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成语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从语气看来，似乎 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
原来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的垮了 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和“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 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士人流落民间的究竟少，老 百姓加入士流的却渐渐多起来。王侯将相早就没有种了，读书人到了这时候也没有种了；只 要家里能够勉强供给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个“读书种子”；去参加那些公 开的考试，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个绅士。这种进展经过唐末跟五代的长期的变乱加了 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术的发达，学校多起来了，士人也多起来了，士人的地位加强，责 任也加重了。这些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 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 家是这样，也就不觉其寒尘；不但不觉其寒尘，还要重新估定价值，至少也得调整那旧来的 标准与尺度。“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里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 那些雅士理会到或迁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让大家打成一片。当然，所谓“提出”和“要 求”，都只是不自觉的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趋势。
中唐的时期，比安史之乱还早些，禅宗的和尚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用口语为 的是求真与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安史乱后，和尚的口语记录更其流行，于是乎有了 “语录”这个名称，“语录”就成为一种著述体了。到了宋朝，道学家讲学，更广泛的留下 了许多语录；他们用语录，也还是为了求真与化俗，还是为了争取群众。所谓求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