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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散文全集 1078-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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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地位;载道 的文有地位了,但是那地位是道的,不是文的——若单就文而论,它还只是技艺,只是小 道。新文学运动所争的是,文学就是文学,不干道的事,它是艺术,不是技艺,它有独立存 在的理由。
  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小说和词曲(包括戏曲)更是小道中的小道,就因为是消遣的, 不严肃。不严肃也就是不正经;小说通常称为“闲书”,不是正经书。词为“诗馀”,曲又 是“词馀”;称为“馀”当然也不是正经的了。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消 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中国小说一向以“志怪”、“传奇”为主。“怪”和“奇”都不 是正经的东西。明朝人编的小说总集有所谓“三言二拍”。“二拍”是初刻和二刻的《拍案 惊奇》,重在“奇”得显然。“三言”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虽 然重在“劝俗”,但是还是先得使人们“惊奇”,才能收到“劝俗”的效果,所以后来有人 从“三言二拍”里选出若干篇另编一集,就题为《今古奇观》,还是归到“奇”上。这个 “奇”正是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的。
  明清的小说渊源于宋朝的“说话”,“说话”出于民间。词曲(包括戏曲)原也出于民 间。民间文学是被压迫的人民苦中作乐,忙里偷闲的表现,所以常常扮演丑角,嘲笑自己或 夸张自己,因此多带着滑稽和诞妄的气氛,这就不正经了。在中国文学传统自己的范围里, 只有诗文(包括赋)算是正经的,严肃的,虽然放在道统里还只算是小道。词经过了高度的 文人化,特别是清朝常州派的努力,总算带上一些正经面孔了,小说和曲(包括戏曲)直到 新文学运动的前夜,却还是丑角打扮,站在不要紧的地位。固然,小说早就有劝善惩恶的话 头,明朝人所谓“喻世”等等,更特别加以强调。这也是在想“载道”,然而“奇”胜于 “正”,到底不成。明朝公安派又将《水浒》比《史记》,这是从文章的“奇变”上看;可 是文章在道统里本不算什么,“奇变”怎么能扯得上“正经”呢?然而看法到底有些改变 了。到了清朝末年,梁启超先生指出了“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并提倡实践他的理论的创 作。这更是跟新文学运动一脉相承了。
  新文学运动以斗争的姿态出现,它必然是严肃的。他们要给白话文争取正宗的地位,要 给文学争取独立的地位。而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里喊出了“吃人的礼教”和 “救救孩子”,开始了反封建的工作。他的《随感录》又强烈的讽刺着老中国的种种病根 子。一方面人道主义也在文学里普遍的表现着。文学担负起新的使命;配合了五四运动,它 更跳上了领导的地位,虽然不是唯一的领导的地位。于是文学有了独立存在的理由,也有了 新的意念。在这情形下,词曲升格为诗,小说和戏曲也升格为文学。这自然接受了“外国的 影响”,然而这也未尝不是“载道”;不过载的是新的道,并且与这个新的道合为一体,不 分主从。所以从传统方面看来,也还算是一脉相承的。一方面攻击“文以载道”,一方面自 己也在载另一种道,这正是相反相成,所谓矛盾的发展。
  创造社的浪漫的感伤的作风,在反封建的工作之下要求自我的解放,也是自然的趋势。 他们强调“动的精神”,强调“灵肉冲突”,是依然在严肃的正视着人生的。然而礼教渐渐 垮了,自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中国的暂时的繁荣里越来越大了,于是乎知识分子讲究生 活的趣味,讲究个人的好恶,讲究身边琐事,文坛上就出现了“言志派”,其实是玩世派。 更进一步讲究幽默,为幽默而幽默,无意义的幽默。幽默代替了严肃,文坛上一片空虚。一 方面色情的作品也抬起了头,凭着“解放”的名字跨过了“健康”的边界,自然也跨过了 “严肃”的边界。然而这空虚只是暂时的,正如那繁荣是暂时的。五卅事件掀起了反帝国主 义的大潮,时代又沉重起来了。
  接着是国民革命,接着是左右折磨;时代需要斗争,闲情逸致只好偷偷摸摸的。这时候 鲁迅先生介绍了“一面是严肃与工作,一面是荒淫与无耻”这句话。这是时代的声音。可是 这严肃是更其严肃了;单是态度的严肃,艺术的严肃不成,得配合工作,现实的工作。似乎 就在这当儿有了“新鸳鸯蝴蝶派”的名目,指的是那些尽在那儿玩味自我的作家。他们自己 并不觉得在消遣自己,跟旧鸳鸯蝴蝶派不同。更不同的是时代,是时代缩短了那“严肃”的 尺度。这尺度还在争议之中,劈头来了抗战;一切是抗战,抗战自然是极度严肃的。可是八 年的抗战太沉重了,这中间不免要松一口气,这一松,尺度就放宽了些;文学带着消消遣, 似乎也是应该的。
  胜利突然而来,时代却越见沉重了。“人民性”的强调,重行紧缩了“严肃”那尺度。 这“人民性”也是一种道。到了现在,要文学来载这种道,倒也是“势有必至,理有固 然”。不过太紧缩了那尺度,恐怕会犯了宋儒“作文害道”说的错误,目下黄色和粉色刊物 的风起云涌,固然是动乱时代的颓废趋势,但是正经作品若是一味讲究正经,只顾人民性, 不管艺术性,死板板的长面孔教人亲近不得,读者们恐怕更会躲向那些刊物里去。这是运用 “严肃”的尺度的时候值得平心静气算计算计的。
  1947年4月23—25日作。
  (原载1947年10月1日《中国作家》第1卷第1期)
       黄金书屋Youth校对||goldbook。yeah/

  朱自清散文全编  论气节
  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主要的是所谓读 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但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代倒像不大理会这种传统的 标准,他们在用着正在建立的新的标准,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中年代一般的接受这传统, 青年代却不理会它,这种脱节的现象是这种变的时代或动乱时代常有的。因此就引不起什么 讨论。直到近年,冯雪峰先生才将这标准这传统作为问题提出,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是在他 的《乡风与市风》那本杂文集里。
  冯先生指出“士节”的两种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他说后者往往因为脱离了 现实,成为“为节而节”的虚无主义者,结果往往会变了节。他却又说“士节”是对人生的 一种坚定的态度,是个人意志独立的表现。因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 是这种人物的造就或完成,只有在后来的时代,例如我们的时代。冯先生的分析,笔者大体 同意;对这个问题笔者近来也常常加以思索,现在写出自己的一些意见,也许可以补充冯先 生所没有说到的。
  气和节似乎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意念。《左传》上有“一鼓作气”的话,是说战斗的。 后来所谓“士气”就是这个气,也就是“斗志”;这个“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 然之气”,似乎就是这个气的转变与扩充。他说“至大至刚”,说“养勇”,都是带有战斗 性的。“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义”就是“有理”或“公道”。后来所谓“义 气”,意思要狭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气”的分支。现在我们常说的“正义感”,虽然特 别强调现实,似乎也还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气”联系着的。至于文天祥所歌咏的“正气”, 更显然跟“浩然之气”一脉相承。不过在笔者看来两者却并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强调那 消极的节。
  节的意念也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左传》里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话。古代 注重礼乐,乐的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节”。礼乐是贵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说是目 的。
  他们要定等级,明分际,要有稳固的社会秩序,所以要“节”,但是他们要统治,要上 统下,所以也要“和”。礼以“节”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着;乐以“和”为主,可也 得跟“节”配合着。节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可以说所谓“圣达节”等 等的“节”,是从礼乐里引申出来成了行为的标准或做人的标准;而这个节其实也就是传统 的“中道”。按说“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节”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 在不犯不乱,这就带上消极性了。
  向来论气节的,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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