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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已开始动笔，为此曾两次去内蒙，一次去新疆。但由于林彪、“四人帮”
一伙的干扰，鼓噪什么“大写十三年”，把历史剧的创作一律划入“禁区”，
使这个戏的写作搁了下来，到去年才把它写成。这是曹禹在欢庆粉碎“四人
帮”之后，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解脱思想上的束缚，奋发有为，为迎接建国
三十周年而写成的一部献礼作品。
像母亲关怀孩子一样，曹禺十分关心着《王昭君》的演出效果。他不顾
自己年迈，又有心脏病，经常在晚上到剧场前台和后台倾听观众对这出戏的
意见。他在十五六岁从中学读书时代开始，就养成这个习惯：每演一次戏，
就要听听观众的意见。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他觉得观众的意见，是对
自己创作成果的最好评价。
我从上海到北京访问曹禺，在第一次交谈时就听到他这样的意见。他说：
“剧本与小说不一样，除了供给阅读之外，他还要供给演出，而演出是它的
生命。因此，观众意见特别重要。我从前看郭沫若同志的历史剧，总觉得他
用的台词都是白话体，不大像古人说话；后来，我写《胆剑篇》，人物对话
用了些文言，演出后，观众说听不懂；我才明白历史剧人物对话还是用白话
好。仔细想想。文言也不见得全能代替古代人当时的讲话。所以，这次写《王
昭君》，台词就一律改用白话体了。”
他住在北京东郊两间像上海工房那样的房子里，一间是卧室和书房，一
间是会客室，看来每间还不到十二个平方。曹禺正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写
了这个新的历史剧《王昭君》。
跳出历代戏剧家、小说家、诗人创作王昭君这个人物形象的思想窠臼，
把一个凄凄惨惨，含着无限哀怨，哭别祖国的少女，还原归真，改写成为一
个神采清明、勇敢坚强的姑娘，作者本人显然也需要巨大的气魄。周总理在
十七年以前，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中曾说：“曹禺同志
是有勇气的作家，是有自信心的作家”，这些话在这里得到了证实。曹禺认
为历史剧要忠于历史事实，忠于历史唯物主义，但历史剧究竟不是历史，它
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总是通过作家的头脑写成的，因此它总是需要体现作
家本人所处的时代精神。元代关汉卿写《关大王独赴单刀会》，通过写三国
时代的关云长，写出了关汉卿自己的抱负。同样，关汉卿写《包待制智斩鲁
斋郎》，也是通过歌颂包拯，寄托了自己的悲愤的。郭沫若更是如此，许多
人都说他写屈原，写的正是他自己。曹禺虽然没有说《王昭君》里的王昭君
有他自己影子，但他承认《王昭君》作为历史剧，是体现了作者所处的时代
精神的。
他对国外有些人把历史剧《王昭君》称作“填词文学”，表示愤慨。他
认为这是很不公平的。他说，他写《王昭君》，确是周总理交给的任务，但
这里所说的“任务”，并不是指行政上的命令。周总理在文艺工作上一向尊
重作家的自由劳动，从来不给人规定写什么题材，当时他完全是用商量的口
吻，给曹禺提供一些线索，提些建议，写不写完全由曹禺自己决定。据曹禺
回忆，在当时，他按照领导上号召，也曾考虑写对资本家改造的题材，曾到
上海看了许多资料，开了许多座谈会，但这些材料并没有激起他的创作欲望，
结果没有动笔，后来他又考虑写商业方面的先进人物，也花了一些年月，最
后还是觉得不了解这方面情况，人物在他的思想上站不起来，也就没有写。
对王昭君，他在搜集材料过程中，包括阅读史料和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了解
生活，他都是从不熟悉到逐步熟悉，从没有感情，到逐步有感情。这才酝酿
写出一个历史剧来。
“我们要写熟悉的生活，这话并没有错。”他说：“但有些不熟悉的生
活，作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熟悉它，了解它。当熟悉了之后，写出来的
作品，就不能仅仅因为它是结合政治任务写成，而轻易地加以否定。”
他认为，解放以来，我们文艺界出现了不少好作品，成绩是主要的。但
按理说来，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的成绩应该远比解放前为大，
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主要是林彪、“四人帮”在文艺战线上搞法西斯统治，
使我们十年一片空白；而“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也由于有“左”的和右
的干扰，特别是十七年中的后九年，“左”的干扰占了主要地位，致使文艺
园地禁区遍布，有的作家歉收。林彪、“四人帮”正是利用了我们这些缺点
和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开缺口，搞篡党夺权。联系曹禺本人情况，
他在解放前二十多年中，写了《雷雨》、《日出》、《原野》、《蜕变》、
《北京人》、《家》等剧本，这些作品所反映的生活，正如周总理提到《雷
雨》时所说的，是“合乎那个时代，这作品保留下来了。这样的戏，现在站
得住，将来也站得住”。它们在艺术上都有巨大成就。由于这些剧本的发表，
中国话剧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而在解放后，他只写了《明朗的天》和《胆
剑篇》，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才又写成《王昭君》，这是什么原因呢？
正如周总理在一九六二年讲话中所说：“过去和曹禺同志在重庆谈问题的时
候，他拘束少，现在好像拘束多了。生怕这个错，那个错，没有主见，没有
把握。这样就写不出好东西来。”看来正是“左”的干扰使我们的作家顾虑
重重吧。事实上，以后“四人帮”逼得他搁笔十多年。
曹禹谦虚地把主观原因首先归结为自己这三十年来“没有很好抓紧时
间，浪费了许多年月”，叹息“一晃三十年就过去了”。同时，他认为作为
一个作家，行政上兼职大多，是不适宜的；他希望他今后能减少一些社会活
动。他相信创作盛世已经到来，他的《王昭君》决不是他最后一个剧本，他
还要继续写别的东西。
当我们谈到他怎样写第一个剧本《雷雨》时，他显露出激动的眼光，说：
“我十八岁就酝酿写《雷雨》，构思了五年，花了半年时间，五易其稿，到
二十三岁才把它写成，交给了一个同学，那个同学把它搁在抽屉里，搁了一
个时期，有个人发现了这篇稿件，读了一遍，就拿去发表了。”这个人，就
是众所周知的巴金。当时他正在北平帮郑振铎、章靳以编辑《文学季刊》。
他把作品推荐给郑、章两位。曹禺说：“巴金是个宽厚长者，他胸怀坦荡，
貌如其心，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正是他，把我和我的第一部作品介绍给人民
群众。”
他写第二个剧本《日出》，也是通过巴金、靳以编的刊物发表的。那次
是用连载形式刊出的，写一幕就发表一幕，这是他所写的剧本中写得最快的
一个，因为他对这类生活太熟悉了。他出身在一个官僚家庭里，看到过不少
类似金八、潘月亭、李石清、顾八奶奶的人物，他描写这些人和事，正是“如
数家珍”，他看透了这些人的心肠，相信旧的总要灭亡，新的总要诞生。剧
中主角陈白露在自杀前最后的独白：“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
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和打夯的工人们合唱的号子：“日出东来，
满天的大红！要想吃饭，可得做工！”成了个鲜明的对比，在今天，它们已
是历史的见证。但正是《日出》和《雷雨》，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四
人帮”一伙的批判，他被迫搁笔十年，而他那个陪伴他半生，一直鼓励他创
作，关心他的事业的夫人方瑞，也于一九七四年他还没被宣布“解放”前，
在缠绵的病痛和阴郁的气氛里去世了。
曹禺认为《日出》是他一生中比较满意的一个剧本，而那是他二十五岁
时写的。他觉得青年时代对一个人来说，确是非常宝贵的。而这需要前辈作
家的扶植。他谈了巴金，也谈到叶圣陶。他说：“叶圣老八十四岁了，在人
大常委会上，和我坐在一起开会，还对我说，看了你的《王昭君》。他的眼
力衰退，是用了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看的。叶老又说，最近还重读了《雷
雨》和《日出》，也是一个字一个字，用放大镜看的。”他感谢这些老同志，
虽然他自己也快七十岁了，但总觉得不能忘记这些同志对自己的鼓励和帮
助。
我在第二次见到曹禺的时候，已经看了他的《王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