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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同志对知识分子的生活一向比较熟悉，写起来有驾轻就熟的方便。
在谈到这位同志的时候，曹禺同志抑不住内心的兴奋和激动。他说：这
位同志在我们党和国家机关内提负着重要的任务，工作繁忙，但显然可以看
出，他在和曹禹同志谈话之前，对我们当前文艺创作情况和曹禹同志的创作
都有过详尽的思考和研究，从和这位同志的谈话里，曹禹同志对中国知识分
子的特点和发展道路有了更明确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曹禹同志列举了很多
党的领导同志的名字，他们都曾就这个剧本的创作和他谈过话，给过他政治
思想上和艺术表现上不少帮助，使他强烈地体会到我们党对人民文艺事业，
对他个人的创作高度关怀和爱护。
这次谈话以后不久，曹禹同志便随着北京市委工作组去参加领导北京市
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运动的工作。他在协和医学院参加工作的时间最长；
了解的情况也最多；同时他也决定了以协和医学院作为剧本的故事情节的背
景。
协和医学院系美国“煤油大王”洛克菲勒所创办，它是美国帝国主义在
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一个重要据点，过去一直掌握在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手
里，自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个学校的教师长期受到美帝国主义反动文
化的熏陶，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都受毒很深，比较不容易改造；经过这
次思想改造运动以后，许多教师在政治上有了很大的进步。曹禹同志认为他
在参加协和医学院这次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中收获很大，他说他不仅更加详细
地了解这个学校一些情况，并对它们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和分析，而且也间接
帮助了他自己的思想改造。
这以后曹禹同志就开始了对《明朗的天》这个剧本的艺术构思。
曹禺同志告诉记者，《明朗的天》在创作方法上和他过去写的剧本是有
些不同的。过去他写剧本时，虽然也企图发表某些见解或者宣传某种思想，
但是对这些见解和思想常常自己也不是想得很明确、很深刻的。就以《雷雨》
中的周朴园来作例子吧，剧本描写他时常怀念侍萍，甚至把她过去用过的东
西都原样不动地保存起来，不让挪动；可是当他真正见到侍萍时，却又非常
惶恐，极力要打发她走开，不让她再见到自己，曹禺同志当时认为周朴园这
个人物的性格就是这样矛盾的，至于为什么是这样矛盾的，他却不大弄得清
楚，也没有想到应该找到正确的答案，也正因为这样，就必然影响了作品的
思想深刻性和明朗性。
写作《明朗的天》的情况可就不同了。写作之前，曹禺同志从对生活的
感受中就逐渐明确了自己写作的思想意图，明确地认识到知识分子必须在党
的教育下进行思想改造，在这样一个总的意图下，他对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
和情节都加以仔细的思考和推敲，尝试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它们以
达到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读者的目的。这样一种写作过程，曹禺同志谦虚地
说：在他还是比较生疏的，因此在创作中他曾碰到不少新的问题，也走过一
些弯路，但由于党和同志们的帮助，他终于在去年完成了这个剧本。
曹禹同志说他去参加协和医学院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中最深刻的体会是：
对于这样一些受美帝国主义思想毒害很深的“高级知识分子”，首先的也是
最重要的一步是用爱国主义思想启发和教育他们，让他们认识美帝国主义侵
略中国的真正面目，和敌人从政治上、思想上划清界限，然后才能为人民服
务，并和人民一同前进。
从这个中心思想出发，曹禺同志首先确定了凌士湘为作品的主要人物；
以他的思想发展为作品的主要脉络，同时在他周围还安排了另外两个“高级
知识分子”陈洪友和江道宗作为对比。这三个人物都长期受到美帝国主义思
想的毒害，和美帝国主义有过直接的联系，虽然各人的程度和性质并不完全
一样。凌士湘主要是思想问题，他对祖国是热爱的，问题在于他严重地脱离
了政治，把自己关闭在研究室里的小天地里，加之美帝国主义的欺骗，使得
他对许多重大问题认识不清。陈洪友在政治思想、政治态度上基本和凌士湘
一样，但性格上比较随和、世故和圆滑，至于江道宗，情况就有根本的不同，
他受美帝国主义思想毒害最深，极端崇拜美国，几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中国人。
他和美帝国主义有政治上的勾结，一贯仇视革命和进步力量，直到解放以后
他还暗中进行种种反革命活动。他披着学者的外衣，实际上却是美帝国主义
政治上的代理人。
《明朗的天》发表和演出以后，对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个剧本在艺术上也有不少优点；但是曹禹同志并没有以此为满足，他虚心
地听取了各方面读者和观众的意见，对它们进行了认真地研究和思考。他说
他很愿意把自己思考的初步结果告诉记者，一方面可以帮助大家对《明朗的
天》有进一步的了解，同时也可以提供给大家作为研究当前戏剧创作的参考。
首先主要人物凌士湘的描写，观众一般地都认为是真实、生动的，但同
时他们还感到不满足，尤其是和曹禺同志过去的创作相比，他们都认为这个
人物的性格是可以写得更深刻的。凌士湘性格中最突出、最严重的一点，是
他脱离政治，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认识不清。问题在于：凌士湘的
这种脱离政治和中国一般知识分子的脱离政治有什么不同呢？凌士湘长期生
活在医学院这个充满种种罪恶的环境里，这个环境对他的思想性格起了怎样
的影响？
曹禺同志认为凌士湘这个人物的根本问题是被写得太理想化了，和他所
生活的环境不大协调，似乎是个“出污泥而不染”的人物。为了便于研究这
个人物，他还对记者详细介绍了协和医学院解放前许多用病人作实验的血腥
事实，例如剧本《明朗的天》里描写的老工人赵树德夫妇求医的这个情节，
实际的事情比剧本所描写的要残酷可怕的多。仅仅脑炎科的帝国主义分子雷
曼，在一百九十三天里就曾经在六十九个中国人 （四十九个精神病患者和二
十个用铁钱买来的健康的人力车工人）身上作过抽风药的实验。有一张电影
短片 （据说因为照得不好才被留在协和医学院而没被美国人带走），记录着
两个被注射抽风药的人在病床上剧烈抽风的痛苦景象，据目睹这种惨状的工
友说，抽风的人痛苦得把病床上的铁条都弄弯了，被汗水湿透的被子可以拧
出水来。此外，如用装满虱子的匣子绑在病人手臂上作回归热和斑疹伤寒的
实验，用活的梅毒螺旋体接种在病人身上，等等，则更是司空见惯，不足为
奇的。协和医学院教授窦威廉曾在美国《科学月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介
绍美帝国主义分子怎样利用中国的饥荒，雇用了两万个穷苦人民作试验品的
情况。他还恬不知耻地夸耀说：“我们用老鼠做试验，还没有这样多。”在
美帝国主义分子看来，中国人是还不如老鼠的。
很显然，题材所包含的问题是非常尖锐的，但是，曹禺同志在处理凌士
湘这个人物时，却把他写成了仅仅严重的脱离政治，而不知道美帝国主义分
子贾克逊用病人作实验这件事，而且他自己也反对用病人作实验；至于对其
他一些人物如贾克逊的帮凶尤晓峰和孙荣等，作者的揭露和批判也不够尖
锐，避开了生活中尖锐的冲突，其结果就必然会削弱人物性格的鲜明性，降
低作品的思想深度。
其所以产生这种情况，据曹禺同志告诉记者，主要是因为他自己的马克
思主义修养和生活体验不够，没有力量来处理这样尖锐的矛盾，只好另外找
了一条比较方便的路子走。他当时考虑到：如果把凌士湘、尤晓峰写得“太
坏”，把现实生活中旧的丑恶的事实揭露得太多太露骨，到后来要写出他们
思想转变的令人信服的过程就会感到非常棘手；虽然他也清楚地知道：作为
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应该大胆地揭示生活中的尖锐矛盾，对于丑恶的事物
应该无情地加以揭露和抨击，只有充分地揭露了这些人物在旧社会里的丑
恶，一旦当他们在新社会里在党的教育下得到思想转变，这才能更有力他说
明新旧社会的不同，说明党的英明伟大。曹禺同志说，许多剧作家，包括他
自己在内，都在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