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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一星期，陈局长安排了工作。
汪方亮走过去，意味深长地对肖宜说：“你拿着那个结论去问问田部长，反对某副总理是严重政治错误，反对邓小平副总理算什么性质的错误？ 不逮偷牛的，逮那拔橛的，有这个道理吗？ ”
这时一位勤杂工人走了过来，对汪方亮说：“汪部长，您昨天下班的时候没有关窗，弄得满屋子都是灰，我们打扫卫生可麻烦啦。”
“是吗，啊哟，我忘记了，实在对不起。”
肖宜把从打字室拿回来的、那一叠刚刚打印好的文件，重重地往桌子上一摔，上面的几页，散乱地飞落在地板上。肖宜也不去捡，只是用脚连踢带捻地踢到墙角里去。
那份文件既无抬头，又无落款，文件上的每一个字，像一只只居心叵测的眼睛，嚣张地、阴险地看着他。
一，重工业部的十二大代表，已有部长一名在选，另外两个名额，不宜再安排部一级的干部。
二，代表年龄，不得超过六十五岁。
三，另外两名代表，应在业务干部中推选。
右角上，还印有“绝密”二字及发至各支部的字样。
既然厚颜无耻到这种地步，何不痛痛快快地写上：不准选郑子云。
真敢于！ 就在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就在国务院下面的一个直属部。
这还像个共产党人吗！ 肖宜想起马克·吐温的小说《竞选州长》，然而现在早已不是竞选州长的时代。
肖宜恨不得划根火柴，把这叠东西烧掉。他抱着双肘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自然，这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包括田守诚正在礼堂里作的动员报告。动员什么？ 动员大家不选郑子云。
他的心跳得快极了。他一再对自己说：“冷静，冷静。这和你有什么关系，谁当选还不是一样？ ”然而，另一声音却在他心里顽强地呼喊，愤怒地指责：“你还是个共产党员吗？ 你能对这样的事听之任之，无动于衷吗？ ”
可是，想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践踏的赤诚，他又硬起了心肠。何必为别人卖命？ 别人？ 谁？ 难道这代表的荣誉是某个人的私有物？ 选举自己信任的、符合标准的代表，不是每个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吗？ 不选郑子云，难道让田守诚这样的利禄之徒，代表重工业部和G 省的党员去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然后再爬上中央委员的地位，利用职权为非作歹？ 他拿起了桌上的电话……
哦，算了，算了，不就是这一个人吗？ 他又把话筒放下。
也许就在某个关键的时刻，比方说，某个关键的表决，就差这一票呢？ 肖宜用拳头捶自己的脑袋。
电话铃响了。
是田守诚的夫人打来的。“老田呢？ 老田不在？ 告诉他，今天早点回家，D 工业部的H 部长晚上请我们吃饭。”
一句问好也没有，一句谢谢也没有，好像肖宜是个收录两用机。
肖宜知道那位H 部长，就在五届人大会议上，竟还提出把谁谁英明、伟大写进宪法里去。
这一伙人，又在串联什么。大概他们要在十二大上做文章。
肖宜从那一叠文件上拿起一张，折好，放进上衣口袋，把其余的送到里问田守诚的写字台上，然后把办公室锁好，噔、噔、噔，三步并成两步地下了办公楼。在车棚里找到自己那辆破自行车，往郑子云家里，飞车而去。那样子，真像唐… 吉诃德骑在那头小毛驴上，可他觉着自己像是骑了一匹高头骏马，耳边是马蹄嚼嚼，军号嗒嗒。
郑子云简直没法相信。他把那张被他揉成一团的纸，又重新摊开，抚平。一、二、三条，写得清清楚楚，哪一条也是目标明确地指向他。他把那纸丢在茶几上，身子更深地埋进沙发里去。暮色里，传来了呜呜的黑管声，让他联想起古代边塞上的号角。
他想起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鞣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寒侵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索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
他听见夏竹筠带着外孙子回来了，可能新买了一挺玩具机枪，整个单元里充满了那挺机枪的嘎嘎声和外孙子的叫喊声。郑子云赶紧站起来，把还留着一个缝儿的房门关严。
但依然不断听到夏竹筠的声音：“别穿着鞋在沙发上踩。”
“别揪猫尾巴。”
“哎呀，你这坏孩子，怎么把肥皂扔暖瓶里啦。”
“别掐那盆花。”
“别……”
“别……”
日子过得挺热闹。要是她知道他最近又打了一次退休报告，准会又跟他大吵一架，一个男人要是有了一个女人就算完蛋了。
颠三倒四。天翻地覆。
“笃笃！ 笃笃！ ”准是那小胖子拿着机关枪在门上敲。
一开门，果然那小胖子在门口站着，叉着腿，头上那顶硬盖帽子太大，遮住了他的眼睛。一下把那挺机关枪杵在郑子云的肚皮上。“快举手投降，不然我就枪毙了你。”
天哪，赶快走开吧。
郑子云举起双手：“好，好，投降，一边儿玩去吧。”
那小子“嘎嘎嘎”又是一梭子，跺着两条胖腿，嚷着自编的战歌，凯旋而去。
投降！ 郑子云微微笑了笑，在他的字典里，没有这个字眼儿。
为了取得和田守诚斗争的自由，他打过六次退休报告。官儿可以不当，但是，十二大代表非当不可，这不是为了个人的什么，而是为了战斗。他感到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也就是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以来，那些历次运动中永远正确的“左派”，那些“凡是派”，那些“四人帮”的残渣余孽，正聚积成一种社会力量，把城市人民生活改善得还不够快、住房问题、物价问题、那些多年的错误经济政策遗留下来的困难以及恰恰是由于没有解决极左思想路线的影响，所以在三中全会以前直到一九七八年，经济上仍然发生了高积累、高指标、大基本建设、不重视人民生活、浮夸风、引起人民群众不满等等，统统归结为三中全会的路线错误。明里不敢说，只好打着四个坚持的旗号，反对三中全会精神。其实四个坚持和三中全会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没有四个坚持，哪里能有三中全会呢？ 然而现在就是有人要分裂它。
一想起这些，郑子云便感慨万千。
唉，我们这个党并非没有人材，并非没有人懂得客观经济规律，更不是没有把经济管理好的本事，也不是没有人看到危机和矛盾。问题是总有人在践踏民主，逼得人非说假话不说真话不可，所以才会出现田守诚那样的风派人物，他今天说拥护，明天就不拥护，口头上说拥护，心里很可能不拥护。
想到这里，郑子云也为田守诚感慨：难道他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吗？ 三十年来的经济建设的经验，说句官话，叫有成功有失败，说句真话，基本上是失败的教训。干了三十年，才敢于正视和承认这一点。
如何建设具有我国特色并符合自己国情的经济形式，直到三中全会以后，才真正总结出一条路子。
在党的历史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如果说它的重要性相当于长征时期的遵义会议，一点也不为过。三中全会只开了几天，许多重大事情都是在三中全会前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决定的。
他参加了那些工作会议，对全过程是清楚的。当时“凡是派”的一些人还在台上，首先是“实践是检验客观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提出和对“两个凡是”的否定。在思想意识上解开了全国人民被捆绑的手脚，以后一系列的改革、调整、平反之所以能够进行，都是建立在三中全会这一思想路线基础上的。如果没有这条思想路线，就是抓住了“四人帮”，人们还是在过去的老路上摸索，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变革。
但是几十年的习惯势力、行之多年的旧体制，改变起来真不容易。困难重重，阻力很大，慢一点跟不上形势，快一点又会出乱子。
什么样的人没有啊，任你千条万条，我有一定之规；推一推，动一动；一看二慢三通过……就像当初人们都留头发，满清进关要大家剪一部分头发、梳辫子．当时很有些志士仁人抵抗了一阵子。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剪。后来闹了个留头不留发，才只好都拖着辫子。二百多年以后要剪辫子了，又是许多人不肯剪，好像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人就是留辫子的，忘记了老祖宗原是没有辫子的。
加上个人得失，或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