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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征装出没有察觉的样子，随口问道：“怎么样？ 味道还可以吧？ ”
叶知秋这才低头吹着汤勺里滚烫的汤，匆匆地呷了一口，笑了，满意地称许着：“不错，挺地道，像你的法文发音一样。”
莫征的汤勺在半路上停住了。啊，为什么要提起那与旧日的生活有关联的事呢？ 莫征不愿意回忆它。但只要有一点光亮，它就会像影子一样地出现，紧紧地跟随着他，纠缠着他，不肯和他分离，凭空地给他增添了许多的烦恼。他张开嘴巴，带着一种差不多是发狠的样子，咽下了那勺菜汤，好像要把那烦恼和菜汤一起咽进肚子里去。牵动他眉头的那根神经不安地跳动起来。接着，他又用那副白而坚实的牙齿撕下一块面包。
“哐当”一声。叶知秋一愣，一时以为莫征到底坐翻了凳子。
不，那声音是从天花板上传来的。一定是楼上有人碰翻了什么。
随之而来的是小壮嚎啕的哭声、杂沓的脚步声和小壮的妈妈刘玉英极力压抑着的啜泣声。
莫征的脸上闪过一丝冷冷的微笑，说道：“高尔基笔下的生活。”
叶知秋停止了吃饭。
莫征，还是带着那淡淡的、冷冷的微笑问道：“怎么啦？ ”
叶知秋不好意思地笑了。在比她似乎还老于世故、不易动情的莫征面前，她有时倒像个幼稚的、容易感情冲动的小女孩：“在别人的哭声里，我觉得难以下咽……”
“你简直像个基督教徒。”
她发脾气了。她觉得他亵渎了自己的感情：“莫征！ ”然后站起身来，往外走去。莫征把他长长的腿往她面前一横，那弓着的腿，活像一个放在二百米跑道上的中栏：“您还是歇会儿吧，您管得了吗？ 过不了两天还得打。”
他说的是真话。楼上这一家，总是孩子哭大人骂的。那两口子都不是泼皮式的人物，两个孩子也都懂事听话，可是，他们的生活为什么过得那么狼狈啊。
莫征和解地劝慰着她：“您还是再吃点儿吧，一会儿该凉了。”
叶知秋已经没有了胃口，饭前那阵美妙的情绪不知为什么已经消散得无影无踪。她摇摇头。
她无言地在写字台前坐下，顺手翻动着因为生病没有细读过的那些报纸。习惯性地注意着哪些工程已经竣工投产、哪些企业已经超额完成今年的生产计划……这些报道都给她一种年终将近的气氛。还有一个多月，一九七九年就要过去了。她立即想起病前就应写完的那篇报道，便在写字台上寻找她已经拟好的那份写作提纲。
奇怪，那份提纲哪儿去了呢？ 她明明记得放在这一摞稿纸上嘛。没有，也许放在抽屉里了？ 她依次拉开每一个抽屉，每个抽屉都是同样的杂乱无章：日记本、信札、邮票、装着钞票的信封或钱包、工作证、眼镜盒（ 有好几个） 、药瓶子（ 空的或是装着药的） ……要是没有极大的耐心，谁也别想在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里找到一件要找的东西。偏偏叶知秋就是一个顶缺乏耐心的人。每当她急急地在抽屉里寻找什么东西的时候，她都会下定最大的决心，什么时候一定要清理一下抽屉，没用的就把它扔掉。这里有很多没用的东西：这些旧信，瞧，还有这个空药瓶子。“砰”的一声，她顺手把那空药瓶子扔到墙角里去。
可是，等到这阵骚乱一过，她便会忘掉自己的决心，那些废物便依旧安然无恙地躺在抽屉里。再说，那些旧信她也舍不得丢掉。
它们好像是她生活的记录：失败的，然而却是昂扬的。
因为她是记者；因为她对每一个受了不公正待遇的人持着由衷的同情；因为她对一切丑恶现象的义愤——在那些年这些事情遍及每个角落——她采访过的那些工人、基层干部，把她当做了以心相托的朋友。她不自量力地干预了多少工作份外的事情哟！ 那些事情，照例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每当她像个没头苍蝇，乱碰一气，精疲力竭地回来，坐在桌前翻动这些信件的时候，她总是感到内疚，好像她愚弄了那些善良而忠厚的人们。难哪。
远方的客人往往会突如其来地光临：站在门口，一个劲儿地搓着一双骨节粗大的手，羞涩地微笑着，微微地涨红了脸，然后，牢骚一发就是大半夜，闹得莫征的房间简直像个客店。
这两年，信件的内容有了明显的转变：谁谁家的，被谁谁的后门挤掉了大学报考名额的儿子，终于考上了大学；谁谁的所谓叛徒问题终于澄清，恢复了工作；谁谁再也不穿小鞋了，因为那个靠帮派势力上台的党委书记被撤了职……这些信，怎么舍得丢掉呢？ 但是，提纲总得找到。
“莫征，看见我放在桌上的一张纸了吗？ ”她没有说什么提纲不提纲，那对找到或找不到完全没有一点儿帮助。这孩子对她的工作总像不大看得上，从来不会朝她写过的那些东西看上一眼。
“什么纸？ 我没在您桌子上拿过什么纸。”
“一张稿纸，上面写了字的。”
奠征这才想了起来：“噢——前天小壮来玩儿，我在您桌子上拿了一张废纸给他包糖来着。”
叶知秋痛心了：“哎呀呀，那是我写的报道今年工业完成情况的提纲，怎么是废纸？ ”
“我怎么知道那是提纲。”莫征的语调里竞没有一点儿不安或歉意。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我写过字的纸，不要乱动，不要乱动，你全当成耳旁风！ ”
奠征终于显出一副懊悔的模样。叶知秋那副气急败坏的样子，令他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他诚心诚意地表示着自己的悔过：“有那工夫您不如好好休息休息，急什么呢？ 那些报道什么的，不过是些冠冕堂皇的官话。有人看吗？ 又有人信吗？ ”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我看你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叶知秋拍了桌子。
奠征不再说话，只顾低着头不紧不慢地吃着。房间里只有汤勺磕着碗盏，以及莫征那轻轻的有节奏的嚼东西的声音。
他们经常发生争论，但让步的往往是莫征。他不愿意惹她生气。在他那荒漠似的心里，竟还有一片浓密的绿阴，因为她是这个世界上他惟一信赖的、给他温暖的、不记着他的过去的人。
最坚强的心，也许是最脆弱的心。对于在各种逆境中备受作践、蹂躏、摧残……从而变得残酷、冷漠的心来说，再没有什么比“温暖”这种东西更强大、更能征服它了。因为他得到的太少、失去的太多，一旦得到，就很懂得珍惜。
有时他不能理解，他们之间不过差了二十个年头，在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上，却有这样悬殊的差异。简直莫名其妙！ 难道她们那一代人全是这个样子吗？ 唉，她们那一代，是多么善良、多么轻信、多么纯洁而又多么顽固地坚守着那些陈腐观念的一代啊！ 这种局面，让叶知秋打心眼儿里感到委屈，她觉得她终归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女人。她的思想是新鲜的，感觉是敏锐的。她并不陈腐。陈腐这种印象是莫征这一代人强加在她头上的。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有些年纪的人，大半是老朽的。
一九五六年大学毕业后，她在新闻战线已经工作了二十多年。
这工作使她的接触面十分广泛，对真实情况了解得多一点、深一点。她对许多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虽然她感到无可奈何。她总在心里告诫自己，叶知秋哟，不管你报道什么，千万不要有半点虚假，可不能愚弄养活我们的人民。就拿“文化大革命”那些年来说，她宁肯耍赖不写，也不肯跟着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理论家们吹喇叭。她明白，这绝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她幸好不搞理论。相反，她是懦弱的。但这能怪她吗？ 那是一个时代的懦弱。
她接触过不少基层工业部门的同志。那是些实打实的人和实打实的工作。一般人觉得干巴巴的数字，在她眼睛里却是一张张熟悉的脸、出炉的钢水、转动的机床、血管一样输送电流的送变电线路……每每想起这些，她总是感到安慰，毕竟还有人在脚踏实地地干着。因此，她的工作也是脚踏实地的工作。可是，听听奠征在说什么？ “冠冕堂皇的官话”！ 她愈想愈气，连下巴都有点儿哆嗦。她伸出长长的脖子，拿眼睛瞪着莫征，她的眼镜也好像发了脾气，恨不得从鼻粱上跳下来，在莫征面前跺上几脚才解气。
莫征不吃了，她显然误解了他的意思。他收起脸上那种淡漠的冷笑，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他说：“我不是说您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