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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底，我被新华社摄影部录用后，我才知道，对我进行考试并决定收留我的摄影部主任徐佑珠也是北大校友。当时我向她表自我决心当中国的卡帕，可她冷冷地说：“现在我一台相机也没有，可我知道怎么培养使用人。”如果没摄影部老板们的知遇，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1990年12月20日，我经伊斯坦布尔、安曼辗转进入巴格达。在金色屋顶的中国驻巴格达大使馆，神态凝重的郑达庸大使对我的贸然前来似乎并不欢迎。我能理解这位北大毕业生的心情，郑大使必须为在伊拉克的每一个中国人负责。自海湾危机以来，巴格达使馆已组织成千上万的驻科威特、伊拉克劳务人员经约旦撤回祖国。郑大使钻进高悬五星红旗的奔驰—300匆匆而去，他正在为最后一批劳工的安全奔波。
巴格达使馆屋顶已用红油漆画了一面巨幅的五星红旗，赤日当空，一丝风也没有。为了求得大使同意我留守，我力陈我的四条理由：一、我是奉总社之命来采访战争的，为任务理应坚守巴格达。二、我是摄影记者，其工作特点是亲临一线。三、在国内我搞了四年突发事件采访，有应付危险的经验。四、有老学长的帮助。我保证服从大使校友的一切命令，我想大使校友最能理解我所追求的精神。大概正是这种北大精神的魅力，大使终于开了口：“你马上去领一套防化服。”
1991年1月14日，我正式接到开罗中东分社社长撤出巴格达的命令。在巴格达萨达姆国际机场，我被伊拉克海关扣留，理由是我没到移民局办理合法离境手续，在我们最后撤出的七个人当中。我是惟一没办此手续的，因为我一直想寻机脱离组织，在巴格达潜伏下去，由于在战争期间违犯伊拉克法律，我被共和国卫队看管起来。我猜自己大概也会被押往曼苏尔饭店当做人质充当人肉炸弹。就在这时，郑大使的大手紧紧攥住了我：“我是中国大使，现在我担保这个人出境。”大使一直把我拉上波音—747的头等舱，紧贴着他坐下，直到飞机起飞才松了手。在这个世界上坏人每天都在增多的同时，好人并没有减少。这是我平生头一回坐头等舱，坐在我右边的是数夜不眠两眼通红的中国大使。我深切地感受到鲁迅自豪的“北大精神”，我们今天缺少的正是这种勇于承担责任的人。
在巴格达追踪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为和平做最后努力，是我平生遇到的难度最大的采访。摄影记者最大的挑战是在恰当的时候抵达最恰当的地点，这全凭一流的通讯和交通能力。在北京我有BP机、无线电话和一张到处是朋友的老脸，可在这里我仅有两手空拳。
就在我孤立无援之际，撞上了我的另一位北大校友、共同社记者河野澈。河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后又到北大中文系进修。想不到在黑云压城的巴格达，我俩再次相遇，并肩合作，结下兄弟般的友谊。
以后，不论是在战火纷飞的伊拉克边境，还是一派和平景象的塞浦路斯，全能碰上北大的校友。
1月29日，我奉命由安曼飞尼科西亚，设法进入以色列。鼎力帮我的除新华社尼科西亚分社老陈夫妇外，还有一位素昧平生、毕业于北大经济系的塞浦路斯使馆经参处二秘小陆。小陆具有诚实、勇敢、乐于助人等典型的北大特点，他一直开车把我送上飞往以色列的小飞机，临别时又告诉我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中国驻塞浦路斯林大使也是咱们校友。”
3月1日，在开罗中国驻埃及使馆的院子，我与久别的巴格达郑达庸大使再度相聚，郑大使搂住我连转了三个圈，朝中国驻埃及大使詹世亮大喊：“嘿！快来，这就是我告诉你的小校友。上了《人民日报》的小校友。可就是头发太长了，没《人民日报》上的鸭子精神。”
更不可思议的是，3月15日重返巴格达一行六人，领头的郑达庸大使、武官曹彭龄、武官助理李天天竟全部是北大校友。
当我们四个人聚在曼苏尔附近一个大弹坑旁时，我猛然想起海明威的一句话：“战争中总有堕落的人，可还有哈佛毕业生。”
上帝啊！请赐予我
不为金钱所动的人
不为权力所害的人
讲真话爱思考的人
担责任珍视荣誉的人
勇敢的人。
32 罗伯特·卡帕！
一个有趣的、穿大兵服装的拍照片的人。
——英格丽·褒曼
在北大国际政治系当学生时，我就不是一个专心致志的学生。各种火炮的口径、射速和发射方式远比种种拗口的政治词汇更令我神往。为了应付以苛刻闻名的北大考试，我不得不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的屈股后面往图书馆跑。然则“其东走者同，其所以东走者异也”。英国的《简氏武器系统年鉴》、《简氏舰船年鉴》、《简氏战机年鉴》成了我的宠物。那套“时代—生活”版的14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尤令我终生难忘。我被历史照片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所震撼，由此对我们课本中种种令人费解的阐述产生了怀疑，身不由己地被这批用相机记录历史的传人所折服。
很快地，我发现在种种版本的历史书中，众多惊心动魄的战争照片的右下角，经常标有一行细小的黑字：RobertCapa（罗伯特·卡帕）。显然，这是照片的作者。我不由得产生了二十分的好奇。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好莱坞影后英格丽·褒曼的自传中又看到了这个名字。褒曼把这位与她有过一段浪漫故事的卡帕先生描写成“一个有趣的、穿大兵服装的拍照片的人”。
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我终于在书堆中找到了卡帕的身世。这位游侠老哥本是匈牙利人，真名为安德烈，18岁考入柏林大学政治系，可毕业那年正赶上纳粹党上台，匈牙利霍尔蒂亦效法德国实行法西斯主义，迫害进步青年，逼得他远走巴黎。由于穷困潦倒、一文不名，安德烈不得不靠一架破相机卖照片为生。但时运不济，尽管拼死工作，收入仅勉强糊口。
就在这尴尬时分，一位名叫塔罗的小妞儿从半空中掉了下来，心甘情愿地给流浪汉做搭档。塔罗人小鬼大，自称是子虚乌有的“美国摄影大师罗伯特·卡帕”的图片经纪人，而她那穷困潦倒的男朋友自然成了神秘的摄影大师罗伯特·卡帕的暗房工。少年伉俪狼狈为好，照片却以以往五倍的价格成批地抛售出去，法郎美金滚滚而来，而凭空杜撰出来的“罗伯特·卡帕”成了从未露面的神秘人物。
1936年，苏联肃反成功，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中与列宁并肩站在铁甲列车上向苏俄红军挥手致意并被列宁称为“惟一可以在三个月内组织起一支攻无不克的红军”的托洛茨基，此时却成了“革命的敌人”，被驱逐出境。他的形象被斯大林从列宁身旁抹去。社会主义苏联开辟了用暗房技术随意更动历史照片的先河。
托洛茨基被驱逐到小亚细亚，辗转到北欧，沿途孜孜不倦地宣扬自己的“不断革命论”。从革命副统帅到流亡政客，托洛茨基自然成为国际传媒追逐的热点。可托洛茨基像讨厌拔牙一样憎恨摄影，每逢公开演说，必先将所有持相机者逐出国外方才开讲。全欧洲的摄影记者都无法拍到托氏尊容。欧洲当时最著名的《VU》杂志的总编辑重金悬赏天下勇夫，并亲自徒手前往哥本哈根大学现场聆听托兄侃山。
讲演即将结束，被缴了械的摄影记者们，徒恨杀龙有技，拍照无门，《VU》总编大失所望，而在这时，身着管子工破夹克、肩扛工具箱的安德烈钻了进来，当众装模作样地拆开了一段水管，又笨手笨脚往回装。
当夜，小妞儿塔罗一个电话打到《VU》总编辑的卧室：“老总，卡帕先生已经独家拍得托洛茨基……”席梦思上的总编辑一跃而起：“晦，小妞儿，别再罗嗦了！快让你那个脏兮兮的小伙子来我这儿上班！”
脏兮兮的小伙子从此干脆公开改名为罗伯特·卡帕，挽着小鬼塔罗的胳膊参加了西班牙内战，以一幅《士兵之死》开始职业战地记者生涯。直到今天，人们也弄不清这幅力作到底出自这一对儿情人中的哪一位之手。小妞儿塔罗死于战火后，卡帕出版了《西班牙内战》，靡页赫然一行黑字：“献给塔罗，她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并永远留在了那里。”
这以后，罗伯特·卡帕流着眼泪告别了西班牙。辗转来到中国，采访了台儿庄大战。在诺曼底登陆中，卡帕是300万盟军中最先在诺曼底犹他滩登陆的先头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