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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一位曾在巴格达遇险的记者拍着我肩膀，神态黯然：“鸭子，已格达可不是按规矩打牌的地方。”仿佛为我下地狱送行。因采访柬埔寨和贩毒金三角而闻名的老记者杨木整整教诲了我三个半小时——如何对付现代战争。国际部主任杨起教了我五大绝招。我把他们的话全记在本上。外事局长阐述外事纪律的根本是“维护我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建设世界性的新华社”，我心里盘算着这句言简意赅的最高纪律在实战中的权威性和灵活程度。
我找到新华社人事局长，硬逼着这位束埔寨战火中的老记者告诉我：“一旦采访与纪律冲突，何为第一？”直逼得他翻了半天大眼珠：“你自己知道何为第一。”我得到了我最想得到的一句话。
我脑海中浮现的全是1982年马岛战争伍德沃德向战时内阁要求“委托指挥法”的形象。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反复阐述，“战争是武装集团间无限制地使用暴力”。麦克阿瑟在西点当校长时发挥成：“战争只有胜利。打得对手完全放下武器为止。”
即使在当时，我也深知，执中国新闻牛耳的新华社的庞大机构和光荣传统不能适应新技术革命下的战争。1990年8月，我的大多数同事并不认为一场大战迫在眉睫。而到1998年初海湾局势再度紧张时，许多人却认为一场大战已经降临，以至于在新华社摄影部为晓果赴海湾的壮行宴上，对我“打不起来”的狂言嗤之以鼻。
当时对我一再坚持此次危机仅是危机（Crisis），不是战争（War），甚至不是战斗（Battle）的推断表示信服的，只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电视台来采访我的小姑娘。战争是门科学，不是摸个脑袋就能算数的起哄架秧子。直到两个月后，同在上海菜馆为晓果干杯送行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政府津贴享有者官天一才不无钦佩地说：“鸭子说过打不起来！”但精力、经费已付之东流，逗得全国的纳税人也跟着花钱买心跳，劳民伤财。幸亏中央英明，没被弄晕了跟着跑。说来令人心寒，1990年我声称海湾将有一场战争（war）时，除新华社社长穆青、郭超人等高层对我的痴人说梦表示支持外，各种官僚体制对我十分不利，我最后得到批准的参战申请，是通过《中国青年报》一位记者转呈新华社副社长郭超人，才获批准的。由于我的理论在1990年8月的确可疑，以至最终只同意我单人匹马飞往海湾，当时我只领到300美元的经费。以后若不是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给我一万美金，我屁也干不成。和平环境中的人总以爱好和平自诩，可托洛茨基尝言：“也许，你对战争毫无兴趣，但是，战争对你却兴趣甚浓。”列宁称托洛茨基是惟一能在三个月内建立一支红军的人，我把自己看成新华社的托洛茨基。
几年中，摄影部新闻中心在总编室指挥下，打了数不清的漂亮仗，只是由于该中心未列入新华社干部序列不得不鸡鸣狗盗。副社长郭超人给我装备了无线电话，我是全中国最早使用BP机、大哥大的新闻记者，北京地区的重大突发事件基本上全抓在我的手中。北京市公安局前常务副局长刘镇山在六国饭店火场说：“一见唐老鸭，非有大麻烦不可。”我估计和我共同奋斗的几位老总，会放开手让我往前打，“打到对手完全放下武器为止”。
说到此，容我先介绍一下快速反应理论。那是1987年，摄影部主任号召“一人一文”，我写《对现有器材的评论》得了奖，1988年我又写了一篇《建立我们的闪击部队》，不料再次得奖，并得到社长、副社长们多次召见。郭超人下令我可以在任何必要时候使用奔驰汽车，“司机可以到你家里去接你”。其实，“闪击思想”全部来源于一帮职业军人，我只不过将其移植到新闻采访上。
本世纪初，杜黑的“空中制胜论”和马汉的“海权”理论随飞机等运载工具的发明而诞生。拿破仑的“巨炮理论”、马木留克的“骑兵突进”已成历史。英国剑桥的利德—哈特上尉、法国圣西尔军校的戴高乐、美国西点的巴顿和当时正在哈佛留学的山本五十六，都在研究一种全新的军事学说。这集中体现在戴高乐20年代写的《职业军人》一书中，即少数素质优秀的军人，掌握广博的文化技术知识，拥有丰富实战经验、健康心理和装备，快速反应，可以起到千军万马起不到的作用。
德国装甲兵总监、“闪击战”创始人古德里安将取胜法则归纳为“通讯＋机动性＋火力”。他组建的装甲军在吞并奥地利、捷克，占领波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进攻苏联诸战役中将突破理论完善地运用于进攻之中。古德里安在他的名著《闪击英雄》一书中，坚决反对把坦克与步兵混编。他认为只有单纯的坦克冲锋才能将“通讯、机动性、火力”充分发挥。坦克的任务是在敌人防线上撕开一道口子，迅速楔人敌人后方。至于处理溃乱之敌、对阵地实行占领则是后续步兵的事。他毕生追求的只有速度，以“冒险的飞毛腿海因茨”著名。
抛开山本五十六等海空军不谈，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快速反应战例不胜枚举。诺曼底马修·李奇微的82空降师、巴斯托尼泰勒的101空中突击师和巴顿集团军艾布拉姆斯装甲搜索营都是快速反应、“闪击”理论的产物。越南战争期间，美军首创以UH—1“休伊”武装直升机为机动手段的“骑兵师”；第二次中东战争，以色列的沙隆组建了“202”特种部队，这些全是“闪击”理论的绝好实践。
摄影部新闻中心成立三年来已积累了国内的突发事件快速反应经验，大火、撞车、地震、劫机等突发事件我都能第一个赶到现场，1988年9月8日，《中国青年报》以《红色在行动》为题用一大版介绍了我和我的闪击行动。海湾危机发生后，根据北大国际政治系四年、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政治教研室四年前后八年的国际问题训练，我坚信战争非打不可。在我建议下，摄影部决定推迟已有四年中东采访经验的张郇回国，并向中东增派摄影记者，我有幸成为进入“风眼”巴格达的头号人选。在我“海湾必定有一场大战”的蛊惑下，摄影部认为“海湾战争非打不可，为此应在开罗、巴格达和利雅得三个方向各有一个棋子”。为了将这三个棋子联成一张网，摄影部趁机从技术局接管了图片传真室，我的徒儿传真员袁满成了提纲挈领的人物。
三年来的携手奋战，同志情感是打赢这一仗的基础。我想起《孙武·谋攻》中的一句话：“上下同欲者胜。”
当时还有一件颇令我得意的事，就是秋季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恩到巴格达调停，萨达姆·侯赛因竟很给他面子，答应释放曼苏尔饭店的人质。新华社摄影部又吹起了一阵和平之风，新闻中心图片编辑刘东山与我打赌，说：“唐老鸭，除非你能与希恩合张影，否则我就不信海湾能打起来。”我当即以一顿大餐为赌注慨然允诺。半个月后，我怀揣1987年在人民大会堂为希恩拍的一张照片，通过《新观察》摄影部主任李晓斌进了钓鱼台，与希恩双双合影。当然，战争也终于打了起来，现在刘东山东山再起平步青云，不过欠我的大餐至今也没兑现。
大约我的“闪击”由理论到实践与传统新闻采集方式格格不入，乃至战后中东总分社竟拒绝我去工作，理由冠冕堂皇又烟蒸霞蔚：小庙养不了大神。偏偏摄影部老板坚决不退让，结果僵持了半年我才到中东报到。两年后，组建有二十多人参加的“国际热点快速反应报道组”，我被摒于20人之外。这次勇于替我请命的是摄影部林老板，不久他被调往亚太总分社任副总编。其继任者王景堂又替我说话，王自我进摄影部传真组伊始，就是我的顶头上司。他为人木讷公正，北外毕业澳洲留学，不谙官场之道。一年后被调至《人民画报》社任社长。我始终没能参加1987年新华社老社长让我尝试“闪击”的闪击队。而这支庞大的闪击队闪了几次也没击中要害；远不如CCTV们在类似行动中的动静大。这是因为世界变化太快，我将自食恶果归于德国闪击战创始人、坦克总监卡·海·冯·古德里安的痛苦人生经验：“过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