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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轮班做饭的阿文记者老杨趴在我耳边，轻声喊：“老鸭。”我迷迷糊糊坐起来，问他是不是又来了“飞毛腿”。老杨说约旦章大使向伊拉克郑大使称赞我烙的饼好，可我昨天做的饼剩得不多了，故只有请驾了。
我双手撑床坐了起来，两臂疼得穿不上衣服，可脑子却清醒得像块刚擦过的玻璃。老杨哆哩哆唆地帮我抻袖子，不知是冷还是疼，弄得我眼泪都出来了，直想我妈。老杨看我顶不住，只得委屈地一个人先走了。我试着披上件萨达姆的军服，眼前的写字台仿佛旋转着朝我砸过来。
我找出车钥匙，一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摸到了车库，发动了白奔驰，摇摇晃晃往使馆开。可两眼发黑双手松软，几次险些撞在人家屁股上，我只好挂着一档往前蹭，气得跟在我后面的汽车一个劲儿按喇叭。
黑背和它儿子已经在使馆门口等我，两个站起来差不多有一人多高的大东西一齐向我扑过来以示敬意。
我钻进厨房揉面，四肢无力，犹如死去重生一般。闭着眼睛高一脚、低一脚往来地烙饼，胳膊仿佛是别人的。故意弄疼它一下，又有说不出的快感：似酒醉、似飞机着陆、似汽车撞车、似与姑娘接吻，麻丝丝地疼，疼得很煽情、疼得没了知觉。
直烙到第七个，郑大使的司机王师傅进来了，我可盼来了救星。我说：“王师傅，您慢慢烙吧。”一个人开白奔驰回分社接着睡。知道我喜欢青菜，使馆半夜给我送来了黄瓜、西红柿。我说免了吧，掉头又睡。一夜连做怪梦。眼前的国旗杆不停地旋转着向我砸过来，我则被人捆住，无路可逃。
次日中午方清醒些，起来吃饭。傍晚与老陈去安曼机场，等欧共体三外长来访，可等到晚上10点半还没有人。老陈说“咱们回吧”。说着拍了一下我挨了针的肩膀，疼得我直哆唆，话也说不清了，上下牙直打战，眼冒金星。我说，今夜星光灿烂，的确金光灿烂。一直到现在。我也没再看见过那么多金星。
半个月下来，我做饭技艺大长，黑背和它儿子也肥了不少。我自己体重增长了五公斤，两位大使都说我比刚从开罗来的时候壮多了。我说是厨子全胖，事实上，我自己也感到越来越像双下巴的罗马皇帝。
3月14日，我们重返巴格达的前夜，巴格达郑大使揪住我的摄影背心：“鸭子，明天我就带你回巴格达了。可你哪儿也不像个外交官，倒像个马戏团的。”我拦住约旦章大使，“章大使把您的洋服换给我得了，我愿出一条共和国卫队腰带。”章大使是个极严厉的老头，在使馆的人全怕他。可他就是爱听我讲故事，还老笑话我：“唐小鸭不敢吃鱼怕扎刺，长不大，乳臭未干！”我质问：“那你还爱听我讲故事。”他说：“我喜欢你这孩子。”
24 我和河野
“同舟共济的每个人互称兄弟。”
——海明威
1991年7月底，我从河南灾区回到北京，出乎意料地接到日本共同社记者河野从北京外交公寓打来的电话，想不到这老兄竟真的调到北京任常驻记者。电话中他迫不及待地要来一睹我是不是还完整无损，念念不忘海湾战争期间我前胸后背的五星红旗。我弄不清是谁编造了我已不在人世的神话，乃至在开罗机场碰到一个叫小原洋一郎的日本摄影记者，递给他一张我的唐老鸭名片时，他竟怀疑我是个冒牌货。
河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也是我上北大时的校友，我念国际政治系，他念中文系。1989年夏，河野曾在北京工作过一段时间，亚运会时他又为我拍的《毛主席外孙在亚运村》配写过文章。想不到在海湾战争爆发前一个星期，河野和我在巴格达拉希德饭店门厅里再度相会。当时，他身穿一套笔挺的西装，我着一件土色摄影背心，前胸后背各缝了一面五星红旗，让他羡慕得不行。美联社摄影记者多米尼克称此为世界级捣蛋鬼的又一次大聚会。
战时巴格达的政府机关、商店、银行，医院、加油站、煤气站、机场、车站、立交桥、重要路口、集市、广场一律不准拍照。荷枪实弹平端AK—47步枪的士兵遍地都是。头顶上是编队巡逻的UH—1“休伊”武装直升机。如果没有伊拉克新闻官员陪同，你干脆别背相机上街，且不说军警和便衣，光是革命觉悟极高的老百姓你就对付不了。经验丰富的河野对我的装束大为赞赏，我说这全是新华社我老板的主意，如果战争打完你我还勉强活着，我一定也送你一面这样的新旗，不过我老板绝不会在你后背绘上新华社。河野用力捏了捏我的右手：“患难与共。”
在巴格达的日子里，河野无私地与我共享新闻线索，还将其共同社的Ap—Leafax底片传真机无偿供我使用。新华社播发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在巴格达的最后努力的照片，在日本广泛采用。
战争爆发后，河野不顾轰炸，花重金租了一辆汽车，计划驱车七百多公里前往伊拉克鲁威谢德边境地区采访。我当时囊中羞涩，正发愁如何是好。河野漫不经心地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坐我的车，快去买些咱们在路上吃的食品和水。”
途中，我的照相机被没收、人被扣押，多亏河野用“皇军”，硬通货千方百计营救，把士兵请到一边“单独谈话”，我才得以继续上路。只有在不断的危险中，才能体会到朋友的重要。
在鲁威谢德边境，一位高举尼康F—4的白人记者被群情激愤的难民围在核心，任凭他怎么摇晃胸前的大号枫叶纪念章还是被推来搡去。看到我要拍他的窘态，这家伙像看见了救星：“唐！快告诉他们我真是加拿大人。”我正奇怪他怎么认识我，他竟拼了命挤到我身边，气喘如牛地附在我耳朵上：“我是斯迪夫，那年在天安门交换过名片。”我终于想了起来，不过，这小子上次可是美国人。容不得我多想，他揪往我的摄影背心：“中国人能证明我是加拿大的好人。”
我本不想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麦克、印尼《坦波》杂志的尤丽、法国嘎玛图片社的阿利克斯一起去约旦河东岸贝卡难民营。热情的麦克已找好巴勒斯坦出租车。途中麦克得意地说我们这支由中、美、法、印尼、巴勒斯坦多国组成的联合国军决没有被绑架的危险。听他这么一说，我暗暗地为单枪匹马去死海采访的河野担起心来。
晚上，我急急忙忙地赶回安曼洲际饭店，只见共同社的近藤正守着电话发呆。看到我一头撞进来，他两手一摊：“河野与摄影记者大河源被约旦伞兵抓走了。”与我两天前的遭遇一样，大河源在死海边照相，被伞兵抓住，河野上前营救，被一起抓走。近藤说河野在被抓之际，通过电话喊了一声：“过七小时后通知日本使馆。”现在已经七小时了，说着站起来毕恭毕敬地给日本使馆打电话。我将电视音量拧小，CNN正播飞毛腿袭击以色列。
深夜，在一间不知名的小饭馆，近藤做东为恢复自由的战友压惊。大河源咧着大嘴说这回总算平了上次在东亚某国被拘七小时的纪录，河野说今天等于又得了枚勋章。
这是海湾战争中我们最后一起吃饭，大家都挺伤感。河野与大河源明天将经伦敦回日本，近藤则将穿过加仑比通道去耶路撒冷。河野眼中含泪将一大包止血绷带、镇痛片和不知名的美军战地急救品塞给我：“以后就剩你一个了。遇事要多想，千万别太猛了。防弹背心、钢盔、防毒面具要随身带。要活着，活着才有一切，一定要见面呀。”
我们手挽手挤在一起合了张影，可几个小时以后，我这个胶卷就被约旦警察没收了。
河野他们走后，我孤身一人经塞浦路斯进入以色列，亲历了“飞毛腿”的袭击、加沙地带的戒严和约且河西岸的镇压与反抗，为洗掉我从头到脚的以色列痕迹，我重返塞浦路斯、绕道开罗飞安曼再进巴格达。每当恐怖袭来之际，我总是想起和我几经生死的河野。由于烽火连天，我不知他是否已安全回到东京，我自己也被冠之以各种神话。直到回到北京，见到1990年可可西里无人区探险队的队友，才平息了探险队风传的我已中弹身亡的英雄故事。
在新华社新闻大厦顶层，久别重逢的河野与我紧紧拥抱在一起，我甚至怀疑这是在梦中。河野指着我衣服上的小红旗，追问给他的那一面小五星红旗在哪里。摄影部副主任林老板当即送给他一面五星红旗。当我的编辑同事们感谢共同社在海湾战争期间对新华社的帮助时，河野辞之以“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