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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绍祖介绍我1989年6月3日在六部口的胆大包天之机，我就参了一本，昨天中午又给他发了四页文传申诉我在亚运村内寸步难行。今天上午亚运会新闻发言人吴重远通知我张百发己给予我这样的“驻村记者”特权，可刚才的经验告诉我：就连丁维峻指着鼻子说列为第一照顾的“新华社唐老鸭”也休想跨越警戒线一步。我的“特权”与所采访亚运会的中外记者别无二致。
“鸭子，买卖来了！”这天，万伯摇晃着一页文传，坏笑着朝我咧嘴，示意让我过去。万伯是摄影部亚运报道组的“总协调人”，我以为他又在逗我，我将信将疑地接过文传一看，竟是巴黎分社急需毛主席外孙在亚运村当服务员的照片。“没戏”，我脱口而出，可万伯却恶狠狠地命令道：“你给我想招儿。”黑亮的眼睛狡猾万分。
我翻遍所有能查到的线索，终于弄清毛主席女儿李讷有个18岁的儿子叫王效芝，是北京外事职业高中二年级学生，现在亚运村内当服务员。可面对处处禁地庞大复杂的亚运村，我简直无从下手。我规规矩矩地先到村长办公室提出申请，工作人员开门见山：“王效芝不许采访。”任我拿出苏秦张仪的本事解释王效芝最能体现“团结、友谊、进步”，就是毫无效果。足足在村里游荡了一整天，我才打听到“王效芝好像在10号楼”。可亚运村内全是按ABCD排列的，根本就没有10号楼。
嗅着运动员餐厅的菜香，当了一天马路天使的我拖着疲惫的双腿往回走。猛听到有人在身后齐声大喊“唐老鸭”，循声望去，竟是乒乓球队的马文革和乔红。西德40届世乒赛时我和他们混了三个多月，情谊颇深。这帮家伙连拖带拽地要我去中国队驻地J楼，可我佩着的四枚胸卡无一能让我进入村内任何建筑物。望着我面前的武警，我猛然悟到，作为英文第十个字母的J楼莫非就是10号楼。
次日，我和文字记者梁金雄趁采访王震送给中国队礼品之机再次来到J楼门口，陪同我们的亚运村礼宾官员王大波是我北大国政系的校友，尽管他已安排好中国队的官员在楼口迎接，可硬是不许我们进楼。我一屁股坐在台阶上，掏出无线电话找村长，警卫见状说他再请示一下。又过了五分钟，我们终于进了J楼，可楼内根本没有王效芝。结果令人失望，我摸出我的“广告”（印有我随身电话号码及中国青年报、香港明报、西德鲁尔报等采访我的复印件）分发给保安人员，这才悻悻离去。
刚回到办公室，电话就响了，听筒中一个恶狠狠的声音点名找我：“刚才你在亚运村散发非法印刷品，马上给我到J楼指挥部来。”我觉得声音挺熟就问：“你是谁呀？”“我是你大哥！”我一听就乐了，这位“大哥”是我北大四年同寝室的好友，毕业后当了警察，可做梦也想不到他居然在亚运村安保指挥部。从大哥那里得知，王效芝在K楼。
天刚亮，我就跑到K楼门口拍楼长为日本体操队送行，之后又拍了在此服务的职业高中学生。次日，我拿着登了我照片的亚运快报找到K楼楼长，希望再拍些更生动的画面，但楼长表示必须有警方发的进楼证。
当天中午，我设法弄到村办同意我到I、J、K楼采访“团结友谊进步”的介绍信，拿着它找到安保指挥部申请进楼。事也凑巧，我还未能坐稳，指挥部就进来了几位高级警官，为首的一见我就大喊：“唐老鸭怎么又钻到这儿来了。你们可得注意，这家伙能干好事，也爱捅娄子。”来人正是警察学院院长刘尚煜。此时，我北大四年同屋的那位大哥也趁机历数我的“劣迹”，众人跟着起哄，弄得皆大欢喜。这么一折腾险些冲了我的大事，我连忙大喊：“刘主任（刘原是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今天我可是奉了上边命令来拍团结友谊的，手续齐备，不是炸长城（两年前，一对婚外恋者在八达岭用炸药自杀，我发的独家照片令公安局耿耿于怀），您要不放心，让我大哥看着我。”说着拉起大哥就走，大哥看我背包挺沉：“慢着，我找俩弟兄给你背机器。”就这样，我得意洋洋地进了K楼。
我们乘电梯直上K楼顶层，这里设有安保人员的工作室。没想到在这儿又碰上西城刑警队的熟人，一再让我“稍崩”（呆一会儿），足足聊半个多钟头才开始干活。我先从13层干起，煞有介事地见人就拍，其实这只相机根本没胶卷。我发现，这里每层有四个服务生，等拍到第10层时，跟着我的兄弟早已失去兴趣。此时，我才进入临战状态，大哥刚刚暗示我，王效芝就在第九层，可到现在我还不知王效芝长得什么样。
我小心翼翼地走上九楼，四个正在打扫卫生的服务生一见我就匆匆向楼的另一头走去。我故意慢腾腾地往前走，可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楼那头了。待等我追到另一端时，四个服务生只剩下了一个。这小伙子紧靠着一扇门，警惕地看着我。“这活儿真没法干，”我先朝他开了口：“我是新华社的，上边让我反映‘团结友谊进步’，我哪找去。多亏这几位警察哥们儿帮我扛机器，要不早累坍了。”小伙子朝我礼貌地一笑：“是挺沉的。”我从摄影背心中掏出一张《亚运快报》，指着上面的一张照片说：“昨天多亏碰上你们孟璟，小哥们儿挺帮忙，好歹交了差。可今天还没米下锅呢。”小伙子接过我手中的报纸：“还真是孟璟。”我们就这样聊在一起。看到他羡慕地盯着我脖子上的尼康F3，我索性摘下来让他按几下。快门声引逗得他身后的门开了一条缝，三个服务生鱼贯而出，像所有好奇心重的男孩子一样围上我的相机。其中一位一米八的小伙子对相机所知颇多，自称家里有架潘太克斯，其纯真聪明的样子令每个人回忆自己的中学时代。我已经注意到他的胸前没有身份卡，而其他三位的胸卡都规规矩矩地别在上衣口袋上。我们从相机聊到海湾的M—1艾布拉姆斯坦克，我发现这位无胸卡者有着丰富的课外知识，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最后我问他们，能否像孟璟那样配合我一下，小伙子们异口同声：“没问题！”
我跟在他们身后，打扫房间、叠被子、送冰块……我手中的尼康F3嘎嘎咆哮，激动得我双手颤抖。可能是我在九层逗留时间太长，一位老师模样的人叫走了没戴胸卡的小伙子，其诡秘的神情吓得我心惊肉跳。我故作镇定地感谢服务生们的合作，表示要给他们送报纸和照片，为此我一一记下他们胸卡上的名字：“苏燕君、买小雷、李梁。”接着漫不经心地问：“刚才走的那哥们儿叫什么来着？”此时，我的心已跳到嗓子眼，屏气凝神像等候宣判的死囚。“王效芝。”他们中的一个爽快地回答我，一下子把我送上飘浮的云端里。
我慢吞吞地走下八楼，一头扎进电梯里，先向上到了12层，又匆匆地钻进楼另一头的电梯。在电梯中，我打开MD—4马达的快速倒片开关，迅速拆出刚照的胶卷，塞进南极裤的夹层里。之后，又将一个新胶卷装进相机“啪啪啪”过了三张。走出K楼让冷风一吹，我才发现自己的衬衣早已湿透，可两条腿却格外地轻快。我平端着相机在K楼楼下又拍了一阵友好场面，这才悄然离去。路上，我用无线电话叫通了总部，接电话的又是万伯：“万伯，我得手了，可你得拿出点慰劳品。”“行！小子。”万伯格登一下挂了电话，可以想象他的得意样。我敢打赌，我们又镇了美联、路透一次。事后我才知道，这张“王效芝”是亚运期间卖价最高的照片。
不知不觉中北京市公安局拨给我的防弹背心已经到了。我一边在闲暇之余心猿意马地跟北大东语系的一帮丫头学阿拉伯语，一边加紧和北大国政系帮我推荐的几位阿拉伯留学生发展友好关系，事实上，他们友好得简直让人受不了。
终于，社长穆青一声令下，“逐项落实”，把我送进五彩云端里，摄影部同事柯林渭找来五星红旗缝在我的摄影背心上，用阿文大写“人民中国·新华社”；国际部一位叫李英的小姐儿，从301医院她老公那儿弄来了急救包，预备我“不测”时用。我坚持不懈一天两次地跑伊拉克大使馆。
在伊拉克驻北京大使馆大门口，伊拉克外交官草木皆兵，隔着铁门质问我为什么要申请三个月的签证。我说估计我的采访用不了三个月。没料他竟把眼一瞪：“申请两年可以，至少一年！”吓得我连称“一年、一年”。这位外交官随后猫瞧耗子般紧盯了我半天，才从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