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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拐角处冒出三个黑衣人，演恐怖片似的迅速将两个汽车轮胎滚到路中央，变戏法似的浇上汽油和一些黄色的液体，大火立刻熊熊而起，浓烟直冲云霄。凄厉的警苗呼啸而起，以军的吉普飞驰而来，空中石块如雨，打在吉普车的防护网上乒乓作响。士兵们发射了催泪弹。我情不自禁地端起相机冲出杂货铺，可还没等我按下快门，一辆以军吉普径直朝我冲过来，车上的士兵用枪指着我喝令别动，食指紧压在扳机上，黑洞洞的枪口犹如地狱的大门。我高举双手走向士兵，回头一看阿里和村田已不见踪影。士兵摘走我胸前的记者证，我背靠吉普躲闪着从四面八方不断飞来的石块。突然一声口哨响，石雨戛然而止，把我从前有步枪后有石雨腹背受敌的窘境下解放出来。以军士兵夺走我的记者证，记下我的姓名、证号后问我是否照了相，我指着尼康相机的胶卷计数窗“1”给他看，以示我的无辜，可我了解我的相机，这小子在“0”的时候已经行动了。然后，我毕恭毕敬地告诉以军士兵，我是个旅游者，想去死海，可出租车司机莫名其妙地把我拉到这里，之后不知去向。我想我是碰上恐怖分子了。我很害怕，多亏你们来救我，请您帮我找辆回耶路撒冷的出租车行吗？以军士兵将信将疑地说这里是关闭的，不许人进来，你给我马上离开！别再让我碰上你！
我转身返回，耳边响着不断的哨声。我低着头向右侧的店铺瞥了一眼，一位黑纱蒙面的妇女正趴在窗口吹口哨，与远处的哨声连成一片。转过街角，村田和阿里正朝我招手。我紧跟着他们钻进一辆白色轿车。
汽车东拐西拐，来到一条僻静的街道，两个儿童正坐在一扇铁门前咬手指。阿里说这两个儿童大的叫卡利姆，男孩，2岁半；小的叫塞尔，女孩，1岁半。他们17岁的大哥纳赛尔由于向以色列士兵投燃烧瓶而被捕，为此以军用焊枪封死了他们的家门。
在Al Amar难民营，一位名叫Nafy的巴勒斯坦妇女正在一座废墟旁的帐篷外洗衣服，在她周围是一群脏兮兮的孩子和一只小黄狗。Nafy说，她21岁的儿子1990年12月组织了一个刺杀为以色列政府做事的巴勒斯坦“汉奸”的行动小组，为此被判120年徒刑，她家的房子也被以军炸毁。据她说，3年来以军在这一带已拆毁300多家反以人士的房子。
卡杜拉难民营53岁的穆罕默德·优素福，因为他10个孩子中有四个从事反以活动而被捕并被没收了身份证。由于宵禁和没有身份证，他只有呆在家中。他给我们看他一家的午饭只有两盘炒菜花。
在难民营，以色列士兵用汽油桶和水泥封死了出口，我们在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带领下通过无人知晓的“秘密小路”才得以进入这座村庄。远处制高点上修有以军的工事，由于担心被以军的望远镜发现，我们不能拍照。
下午3点钟，当我们准备返回耶路撒冷时，在整个拉姆拉城竟找不到一辆出租车。因为4点钟宵禁又将开始，而接蓝色牌照的巴勒斯坦出租车是不能外出的。只有挂以色列黄色牌照的车才能外出。
我们只好出示随身携带的阿拉伯记者证，求助于当地的阿拉伯记者。一位女记者终于找到一辆肯冒险的蓝牌巴勒斯但出租车，但说好只把我们送到Al Ram，在那里可以找到黄牌出租。这位女记者记下我和村田的姓名、住址和电话号码，她说12小时后若我们还没有返回饭店。她就向外“报告”，她严肃地说，记者“失踪”在这里并不奇怪。沿途，司机命令我打开车内的车灯，摘去头上的阿拉伯大头巾，露出身上大红的运动衣。我问他何故，他说这样可以让车外人一眼看出车内坐的是非战斗人员，而且是外国人。巴勒斯坦人不会朝外国人扔石头，以军也不会向外国人随便开枪，在战争中，并非任何一个出色记者都能当好战地记者，胜任世界各热点地区的采访工作。战地记者需要特殊的技能、洞察力、足够的知识为后盾。初学乍练者在战场上不仅因为无知使采访举步维艰，而且因为没有适当的战地保护经验，沦为战争的牺牲品。据1991年五角大楼公布，当时仅在沙特东部就有1600名各国记者，他们不懂军事、采访技术拙劣。一位来自衣阿华的电视记者竟然问严肃的美军上校：
“穿越伊拉克防线的口令是什么？”通常在战争中采访交战双方置身双方火力之下的记者，应该穿最醒目的衣服以表明自己的非战斗身份，可许多记者偏穿上述彩战斗服，而且迷彩的花纹也风马牛不相及。热带丛林迷彩只适用于柬埔寨，在中东沙漠上显然是狙击兵的活靶。
傍晚，我们终于回到耶路撒冷。在东城的AseeI Press Service，我们获知以政府今天又关闭了两家设在西岸的阿拉伯记者办事处。我真担心今天下午帮我们回耶路撒冷的那位女记者，也许她的办公室将列在明天的名单上。
19 坦克，进攻！
给我一个装甲师，一天就可以拿下阿里什。
——阿里尔·沙隆
从我踏上以色列国土之时起，一位只闻其声未见其面的本—阿巴小姐就无时无处不在关心着我。据介绍，这位阿巴小姐是以色列外交部亚洲司中国处的负责人。2月1日，我刚住进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她的电话就追进了我的“战地指挥所”，建议我住到耶路撒冷去，因为特拉维夫“天天都受‘飞毛腿’攻击，太危险了”。我只是礼貌地谢绝，告诉她我是摄影师，来这里的惟一目的是拍摄战争给人类造成的苦难。只要特拉维夫还有一个人，我就会坚持下去。
以后每天晚上，我都会接到本—阿巴的电话，一直到我在特拉维夫坚持到第十一天，竟接到她要我去耶路撒冷过春节的邀请，可我还是婉言相拒。
我情感上钦佩犹太人的聪明、礼貌、勤劳和民族意识，可诸如奇袭贝鲁特行动、“巴比伦袭击”之类的流血事件，却让我总把以色列同布痕瓦尔德和奥斯维辛连在一起。在中东地区，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刻骨铭心的仇恨四处可见。我总是情不自禁地站在手无寸铁挨枪打的弱者一方，因此我绝不想同犹太人太近。
鉴于此时此地仅我孤身一人在这片神秘的国土上，以我一个小记者，最安全的办法是少说多看，奉行大英帝国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一时不慎，我命送黄泉事小，给我的“新华”惹麻烦可是罪不可赦。我的恩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赵宝煦教授尝言：“外事无小事。”
以色列外交部已几次表示希望安排官方采访，可我始终以“鄙人乃摄影记者，忙于拍摄战争给人类造成的苦难，无暇他顾”而婉拒。
2月7日，我的好朋友、香港《明报》记者袁国强再次找来，转达设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外交部希望接受中国记者采访一事，要我一定同去。我对袁说，我还是不能去，因为我计划去加沙地带等正在戒严的被占领土。袁国强说，你若不去，恐怕我去就没那么大意义了。我说，香港不也是中国吗？你去就行了。你采访完的笔记借我看一下就行。
袁国强真还挺够哥儿们。
次日，我根据他的采访笔记经新华社巴黎分社向北京发报：
新华社特拉维夫2月8日电（记者唐师曾）
以色列副外长莫士耶加昨天在耶路撒冷接受香港《明报》特约记者袁国强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极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分歧不应成为建交障碍。
莫士耶加在耶路撒冷对《明报》说，外交关系及政治见解不应混在一起，纵使政见不同，仍可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外交是沟通工具，双边可保持不同意见，但若将政见和外交混为一谈，实际上剥夺了自己的沟通媒介。法国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问题政见不同，但两国关系良好”。
他说他极希望与中国建交，“但什么时候建立外交关系则视中国而定，我们已准备就绪”。在对台问题上，莫士耶加说以色列在1950年就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以色列仍希望与台湾保持商业往来，“贸易活动增加两三倍，越多越好”。
目前，以色列与台湾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