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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厚宣：《沉痛悼念尊敬的郭沫若同志》，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②尹达：《革命精神永世长存》，见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呼唤春天的诗人》。
在“四人帮”的法西斯统治下，人们为了怕彼此受连累，连亲人、朋友间的正常往来都中断了，一个个都被迫蛰居在自己的蜗庐里，受着寂寞的煎熬。在这种情况下，沫若虽尽力去温暖朋友、同行们的心，但他自己何尝不感到寂寞。因此一九七三年五月，当家乡乐山文管所负责同志因公出差去北京，到沫若家中去看望他时，那天他便分外地高兴。他翻着客人带来的实物，看到自己少年时代在“嘉定府官立中学堂”的成绩单上面，算术、经学、英语等学科都在九十分以上，而“修身”（操行）却只得了个“三十五分”时，禁不住摘下了眼镜，仰面哈哈大笑起来。立群看他笑得这么欢，好久都没见他这样开怀大笑了，不由得感到由衷的喜悦。谈话中他还关心地问起家乡乐山的大佛寺、乌尤寺、龙弘寺的石刻，老宵顶、千佛岩等地的文物保护情况，幸喜乐山的大佛总算没有毁掉。他感叹道：“要知道这都是祖宗传下来的极其珍贵的文物、古迹啊！”是啊！只有最愚蠢的不肖子孙才会连这些也要一概砸烂。砸烂容易，可是以后又怎么补救呢？最后，沫若还应邀提笔为家乡的名胜古迹题了字，回想起四年前因毛主席有指示“我们不要题字”，所以长期来他连字都不敢题了，不禁自己也感到有点好笑。①
①参阅黄高彬：《家乡人民的怀念》，见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呼唤春天的诗人》。
五十七
政治风云仍然变幻不定，处身这样的年代，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拜，沫若认为在“风浪”中只有紧跟、依靠“舵手”，才能确保自己不迷航、不落水。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他写诗颂“太阳出，光芒四射，欢呼雷动”，斥“大工贼，黄粱梦；帝修反，休放纵。”①到了一九七○年七月庐山会议后，他又写了《西江月》词，批判陈伯达：“地球依旧运转，庐山不见炸平。‘杞国无事忧天倾’，李白有诗认定。”②就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出版的《李白与杜甫》这样的学术著作中，他也有意迎合毛主席的一些观点，书中过于扬李抑杜，有些认识明显地与他过去的看法是相左的。
①《满江红·庆祝‘九大’开幕》，见《沫若诗词选》。
②《沫若诗词选·西江月》
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林彪一伙妄图抢班夺权的野心家面目愈来愈暴露，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密切注视着他们的动向。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恩来通宵未眠。次日清晨他去西郊机场，为宾努率领的柬埔寨王国民族政府、民族统一战线代表团送行，他们将由沫若夫妇陪同去西北地区访问。飞机临飞时，恩来突然大声喊叫：“郭老，快下来，飞机要开了！”幸好旁边的工作人员提醒了总理，是他亲自批件决定由沫若夫妇陪同宾努去参观访问，恩来这才笑着挥手示意他们快走。在机上的沫若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时不知恩来今天是怎么搞的。到了新疆后不久，沫若听到了传闻，知道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于九月十三日清晨仓皇驾机叛国私逃，已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他这才搞明白恩来为什么那天会在机场犯糊涂，总理实在太紧张、太辛苦了。
九月二十三日，沫若和立群陪同宾努等人回到北京，即由组织上正式向他传达了“九·一三”事件，这对沫若当然震动很大。为了减轻周总理的负担，他不顾疲劳，经常代总理接待外宾，有时一天多达三、四次。十月上旬的一天，沫若和立群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一世参观长城，立群拉着沫若说：“我们来一张合影吧，以后恐怕难得再有机会来这里。”是的，年龄毕竟不饶人，早已到了耄耋之年的沫若，要爬上长城谈何容易。由于工作过度紧张，沫若积劳成疾。十月中旬，他本被派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使，前往伊朗参加波斯帝国成立两千五百周年庆祝活动，途中终于病倒在新疆。①然而残酷的政治斗争比病魔可怕得多，社会上关于“十批不是好文章”的传言愈来愈广，沫若预感到这是不吉祥的先兆。
①以上均据笔者1986年6月25日访问王廷芳谈话记录。
果然一九七三年，江青等人窜到北京大学，秘密组织大批判班子，把沫若的著作摘录印发下去，妄图发动对沫若的公开批判。是毛主席发现后及时制止了，并指示：不能批判郭沫若。沫若凭借着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他清楚前进途中的政治风浪将会越来越险恶。他并不为自己担心，而是担心“四人帮”这一伙反党野心家会进一步把黑手伸向周恩来。他忧心忡忡地告诉立群：“他们是针对总理的。”一九七四年的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提出要大张旗鼓地“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在这样的乌云滚滚而来的形势下，一月二十五日北京举行了有一万八千人参加的所谓“批林批孔大会”。沫若实际上是被大会勒令到会，在会场上他几次三番被主持会议的“造反派小将”点名批判，点到名时还要被罚站立起来。八十出头的老人颤巍巍地站在寒风中，沫若这次算真正体会到了屈原在被罢官以后悲愤的心情。愚昧者的侮辱算不了什么，最可恨的是象南后那样的人物，他们是要吃掉太阳的天狗。江青在会上就诬蔑沫若“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这些毒如蛇蝎般的语言，深深刺痛了他，虽然他表面沉默无言，然而他的心象屈原一样已被愤怒的火舌所舌噬，“我受侮辱是丝毫也不芥蒂的，我是不忍看见我们的祖国，就被那无赖的小偷偷了去呀！……”
晚上，阴郁的气氛笼罩着前海西街十八号沫若的家，沫若不愿说话，立群面临这又一次袭来的风暴，真不知怎样安慰老伴是好。就在这时，周总理派人来探望，对沫若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郭老已经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要保护好郭老，保证郭老的安全。具体指示有四条：第一，郭老身边二十四小时不能离人，要配备专人昼夜值班；第二，要郭老从十多平方米的卧室搬到大房间去住，理由是房子小，氧气少，对老年人身体不利；第三，郭老在家活动的地方，要铺上地毯或胶垫，避免滑倒跌伤；第四，具体工作由王廷芳组织执行，出了问题，由他负责。在场的人听了总理这无微不至的四点指示，无不感到他对革命老同志的真挚感情与爱护，这与“四人帮”一伙形成多么强烈的对照啊！沫若听了这话，酸甜苦辣万般感触都掺杂在一起了。自己不能为恩来分挑一些担子，却要他在如此繁忙之中一再为自己费心，实在于心不安。沫若无法表达自己的感情，只连连说了两声：“谢谢总理，谢谢总理”。①回想总理在大会前后也曾亲自来看望两次，多少年的老战友肝胆相照，何况他还是沫若的入党介绍人，怎么会不了解沫若呢？因此恩来总是说：请郭老自己研究自己的著作，并表示自己也要研究他的著作，只有读了书才有发言权。他还对沫若的秘书和孩子们说：咱们大家都要读书，要不，就没有发言权。这些肺腑之言熨贴了沫若受伤的心灵。
①王廷芳：《光辉的一生深切的怀念》，《四川大学学报丛刊》1979年第2辑。
但“四人帮”一伙是不会让沫若有稍微舒心的日子过的，隔不多久，张春桥打上门来，他摆出一副学者权威的架势，指鹿为马，把沫若在抗战时期写的剧作和论著，说成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他批评沫若骂了秦始皇，沫若针锋相对地说：“我当时骂秦始皇，是针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张春桥仍纠缠不清，妄图压沫若检讨，压他写“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的文章，实际是胁迫他攻击周总理。面对丑类的种种卑劣行径，沫若很少说话，内心却异常镇定，因为他清楚历史和人民是他最好的证人，对历史发展起过作用、为人民所欢迎的著作，最终是无法用权力把它们从人民的心窝里剜去的，况且毛主席就曾亲自把《甲申三百年祭》指定为共产党的整风文件，他相信几个跳梁小丑能一时搅浑了水，毕竟不能阻拦历史长河的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