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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沫若否定了有成见的史学家们认为武后每每有暗害高宗的意思，也否定了把太子贤之死归罪于武后的看法，他根据自己的分析推断，把罪责算到裴炎头上去了。他认为充分肯定武后，实际就是肯定了高宗的功绩，因为是他发现了武后，并给予她充分的信任，从而发挥了她的才能。从这个角度来看，高宗的识人与用人有他过人之处，因此沫若决心在剧本中让高宗采取自我批判的形式，有意把他抬高。
在设计人物关系时，沫若决定着重刻画上官婉儿这个形象，通过武后对她的重用，对她母女俩的感化来突出武后公正秉直、不念私仇、用人唯才的高贵品格。上官婉儿对于唐文化的高涨大有贡献，这是为一般人公认的，但为她设计了复杂的心理转变过程，让她由仇视武后转到衷心拥护并尽可能地辅佐武后，这却是沫若的匠心。在考虑上官婉儿这位年少的才女特有的语言与性格时，许多为沫若所喜爱的少年朋友的形象，不时浮现在脑海中，他感到一千多年前的上官婉儿似乎又复活过来了，呼之欲出，恍如眼前，他对她是那么的熟悉。
沫若根据唐代张文成的《朝野佥载》中所记的一段故事，把裴炎和骆宾王塑造为力图颠覆武后政权的豪门贵族势力的代表人物。裴炎在沫若看来是善于耍阴谋的，他们一派同武后之间的斗争，不啻是争夺政权，而是在思想、措施上各代表了不同的势力，因而他们的叛乱是绝对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和同情的。然而其中作为浪漫诗人的骆宾王，和裴炎等道地的政治野心家毕竟有所不同，他诚然也有些野心，可是不乏诗人的气质，他主要缺乏器识，思想糊涂，以致跟错了人，走错了路，沫若虽然把他写成了反动派，却依然对他抱有尊敬和同情之心，所以结局采用了骆宾王出家做和尚的说法，为他觅得悔过自新之路。至于太子贤，沫若为了写他的被利用，虚构了许多情节，如武后想利用山灵水秀的家乡风光来陶冶儿子的性格，把他发配到巴州去作自我反省，结果为裴炎所害。
与过去写武则天的一些剧本相比，沫若认为可以吸取的教训是：传记式的写法难于奏效，于是决定围绕徐敬业叛变这个中心事件来组织自己所选择的事件和人物，然而并没有把舞台移到扬州去，地点只定在洛阳，时间则限在六年之内，以尽可能达到人、地、时的三统一。
人物性格和剧情发展酝酿成熟之后，一九六○年一月沫若便开始执笔写《武则天》的初稿，根据尽可能占有的史料和心理分析以及合理的虚构，塑造一个开明女皇的形象，突出表现她的政治理想：“我要为天下的老百姓做点事，我要使有才能的人都能够为天下的老百姓做点事。”这不但为武则天翻了案，也借此寄托了自己对“明君”的希望。剧本初稿完成后，于二月上旬送历史界的老战友翦伯赞阅读并征求意见，下旬修改了一遍，即交《人民文学》发表。
三月下旬，为了更多地了解武后的业绩，以增进感性认识，修改好《武则天》，沫若又前往解放后已去过多次的西安，专程踏访了高宗与武后合葬墓乾陵。陵园离西安城廓八十公里，因梁山而为陵，气势雄伟。陵前有一人多高的石像整齐地排列在左右两边，石像的背部均刻有国别、职别和姓名。使沫若感到十分遗憾的是，除了五六尊的文字还依稀可识，其余都因年久风化不易辨认，而且石像的头部都已残缺。沫若还找见了“没字碑”，这碑虽为纪念武后而立，但原无文字，沫若听说这是根据武后的遗言：自己的功过让后人评价，不刻文字。这种明君的胸怀令沫若敬佩，他更加决心要为武后翻案。遥望着梁山的山坡，他想象着一旦这未被盗掘的地下宫殿开掘出来，会是何等的壮观、神奇。①
①据《我怎样写〈武则天〉》，1962年7月8日《光明日报》。
就在这年的春天，有一次遇到了分别已久的白杨，她要求沫若再写个剧本，沫若笑着说：“正有一个，这是我早就想写的一个剧本，表扬的是盛唐了不起的女英雄武则天！我觉得你最合适演这个人物了，你可乐意？”白杨幽默地对答道：“好啊！我又升级了，在《屈原》中我扮演的是南后，现在倒好了，升级演女皇帝了！”①在一片欢悦的笑声中，沫若感到真如偿还了陈账那般的轻松。
①据陈明远：《追念郭老师》，《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尽管创作冲动常使沫若欲罢不能，但他日常的生活表中总是排得那么满，创作只能见缝插针，他需要为中国的外交、内政事务操劳，其中巩固中日人民间的友谊始终是沫若矢志不移的目标。一九六○年二月正值在我国访问演出的日本前进座剧团建团三十周年，沫若便题赠七绝二首，亲自前往观看该团的演出，接见当时的团长河原崎长十郎及主要演员，并在为该团庆贺的酒会上致词。后来他又在八月接见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通过跟他的谈话赞扬日本人民的斗争对保卫和平事业的贡献。在为日中友谊而出力的日本著名人士浅沼稻次郎惨遭法西斯暴徒杀害时，他沉痛地发了唁电。这是继内山完造以后第二个去世的日本著名友好人士，他们的逝世使沫若感到悲痛，但他相信中日友谊之花必将结出硕果。翌年的十月，为毛泽东书赠日中友好代表团的鲁迅《无题》诗作翻译，并和韵一首，题赠该代表团：
迢迢一水望蓬莱，聋者无闻剧可哀。
修竹满园春笋动，扫除迷雾唤风雷。①
①《东风集·题赠日中友好代表团》
作为人大代表的沫若，虽然已届高龄，仍旧足迹遍天下，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多看看祖国美丽的山河，以及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人民的新生活。自一九五八年以后，他便不断到各地视察，即使是“走马观花”也好，因为这对一名作家来说，毕竟增进了许多感性的地理、历史知识，沫若差不多每到一处，都用旧诗的形式，记载下自己的所见所闻与深切感受。
早在一九六○年春节，沫若曾又飞回离别十多年的重庆，倍感依恋。登上枇杷山，脚下的山城向归客展露出它妩媚的丰姿。当年的苏联大使馆，沫若为出席招待会、座谈会等曾不断造访，如今已改设博物馆；当年的红岩中共办事处及曾家岩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如今也都辟为革命纪念馆和博物馆。
沫若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在“乐园”小剧场观看《兄妹开荒》等秧歌剧时的心情，他曾深为工农群众开始有了自己的文艺剧目而欢欣。如今改天换地的艰难大业已创成，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怎不叫人心潮激荡？旧地重游，当他找到昔日文化工作委员会办公处以及自己的寓所天官府时，见“危楼”已经更加破旧，想当年周恩来曾多次召集民主人士和抗日的文化工作者在此座谈学习，而且这里还是《屈原》、《虎符》等剧作的诞生地，沫若当然对它怀有特殊的深情。此外他还游览了北泉公园、南泉公园，并泛舟花溪，往黄山探梅。在抗战烽火中他不可能有这等闲情逸致，如今有余裕放眼观赏良辰美景，更觉得“新光弥满，多所感发”。
接着三月份，沫若又飞赴延安参观。二十多年来的宿愿成了现实，沫若终于来到了他一直向往时革命圣地，拜访了杨家岭昔日毛主席住过的地方，窗明几净的窑洞亲切地招待了远方的来客，就好象它当年的主人那般的热情，好客。沫若看到桌上那一叠著作和文件，似乎听到了毛主席当年苦心思虑、不停来回走动的脚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