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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连话都不让老百姓说，那是很危险的事。反之，能代表老百姓说话的，那力量也就比长江大河还要浩大。②
①题赠影片《塞上风云》摄制组，见沈基宁：《郭老与电影》，《大众电影》1979年第6期。
②见1940年1月11日《新华日报》。
在这动乱的年代，文人的气节至为重要。眼看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又听说过去创造社的同人张资平也堕落为汉奸，沫若觉得可耻而又不免有些可惜，这些曾经共事或共社过的朋友，如此经不起磨难，居然成了历史的罪人！他想到了流落异国他乡的郁达夫，去年还曾听人谈起他发表《毁家诗纪》，现在不知情况又是如何？三月间，在文艺界的一次集会上，沫若又与老舍（即舒舍予，1899—1966）、王昆仑、施谊、阳翰笙等人谈到郁达夫，出于对朋友的共同思念，当即联句合成一首五绝寄给他，沫若还在诗下附了几行文字：
莫道流离苦（老舍），天涯一客孤（沫若），
举杯祝远道（昆仑），万里四行书（施谊）。
达夫：诗上虽说你孤，其实你并不孤。今天在座的，都在思念你，全中国的青年朋友，都在思念你。你知道张资平的消息么？他竟糊涂到底了，可叹！沫若①
①诗、信均见郁风：《三叔达夫》，《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达夫收到诗和信后十分感动，信中的最后一句话证实了张资平甘心附逆，引起他深深的感慨，特作《文人》一篇刊载于《星洲日报》，喟叹“文化界而出这一种人，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认为“失节事大，饿死事小”。同心同德的沫若和达夫，真不愧为“孤竹君之二子”！
正因为郭沫若志节坚贞，国民党顽固派对他监视就更加严密，只要有机会可以诽谤，绝不愿意放过。阳春三月，沫若与友人卫聚贤相约去生生花园找汉砖，未成，便一同摆渡去嘉陵江北岸赏风光。他们偶然在一农家的墙根处发现了许多铸有“富贵”、“昌利”字样的砖块，不一会又在一对已经开了的石椁外面也看到有这样的砖块，不由得惊喜异常：这不是正要寻觅的汉砖吗？消息传到了马衡、常任侠等考古学家耳里，他们与沫若相商，拟订了试掘善桥汉墓的计划。连日试掘的结果，得铁剑、土偶、陶盂等多件，证明确系汉时文物。又见许多“富贵”砖，一端且有“延光四年七月造作牢坚谨”等字样，足证此为汉砖无疑。沫若亲自拓墨，并作旧体诗《题富贵砖拓墨》、《题延光砖》多首。
“富贵为何求，尼父愿执鞭。今吾从所好，乃得汉时砖。”①沫若与友人试掘汉墓，本是出于所好，而且最后将出土文物都函请内政部处理，不料中央社却别有用心地发了一则消息，假借古物保管委员会负责人之口，声称“此次发掘与规定手续不合”，“已由该会函请江北县政府查明保护；一面函郭沫若等暂停发掘，并查询经过详情”。照这样看来，郭沫若岂不成了盗墓者了吗？显然，有人妄图借此把他推上审判台。沫若立即在《大公报》上发表《关于发见汉墓的经过》，戳穿了他们的无耻谰言，并带有讥讽的口吻说：
汉墓的发现，并不始于这一次，很荣幸的是这一次
的发现却引起了委员会诸公的“注意”。我很希望这“注意”能够加强而且持久。嘉陵江下游两岸到处都是汉墓，以前为筑路或建屋，不知毁灭了多少。前天我曾到红崖嘴，看到金城银行所准备建设的新村。那儿正在平地基，筑道路，无心之中又发现一座被毁了的汉墓。因此，我更切实感觉着古物保管委员会的责任实在重大，而这会的阵容实在是有恢复起来的必要。仅仅保管着几条规则或规定，那是不够的。勿谓古物无补于抗战，实则乃发扬民族精神之触媒。
①见宋丛：《郭沫若题富贵砖拓墨诗》，《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3期。
时至一九四○年九月，随着国民党顽固派策划第二次反共高潮，蒋介石终于采取更毒辣的一手，突然下令免去郭沫若第三厅厅长职务，调任政治部部务委员，另安排国民党反动分子何浩若担任第三厅厅长。同时，他亲自下了手谕：“凡在军事委员会各单位中的工作人员一律均应加入国民党。”于是他安插在三厅的亲信，立即在每个三厅工作人员的办公桌上都摆了一张国民党入党申请书，并在三厅本部金刚坡下三塘院子内召开动员大会，扬言“要革命要抗战，就必须留在三厅，而要留在三厅，就必须加入国民党”。在座的沫若再也听不下去，他拍案而起，针锋相对地说：“入党不入党，抗日是一样抗的；在厅不在厅，革命是一样革的！”并当场打电报向当局辞职。他的言行鼓舞了三厅全体进步人士的斗志，大家都表示与他共进退，也纷纷提出辞职书。会后，即在会场里摆开书画台，沫若壮怀激烈、意气风发地振臂挥毫，连连题赠诸同志。其中有一副对联，特别引人注目：
大河前横流水今日
生气远出明月雪时①
①手迹见《东海》1979年第8期。
李可染等人盛赞这一联写得气势磅礴，堪与“易水寒”媲美。人们看着联语都在沉思：厅长语重心长砥励我辈，要在寒冬雪夜皎洁发光，从国民党顽固派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奔赴革命的长江大河。
“金刚矢誓，坚似金刚”。最后导致三厅进步人士集体总辞职，尽管新任厅长好话说尽，也无法“挽留”大家。为此，已经回到重庆的周恩来，特地找政治部新任部长张治中（字文伯，1890—1969）谈话，说：“第三厅这批人都是无党无派的文化人，都是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他们是为抗战而来的，而你们现在搞到他们头上来了。好！你们不要。我们要！现在我们准备请他们到延安去。”这一下可急坏了张治中，连忙说：“等我报告了蒋委员长再说。”几天后，蒋介石召见了郭沫若和阳翰笙、杜国庠、冯乃超、田寿昌等人，安抚说：“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你们不能离开。”沫若表示：“我们在朝也是抗战，在野也是抗战。我们离开了政治部，也一样抗战嘛！”蒋介石有意避开话头，成竹在胸地说：“我与文白先生已经商量过，想另外成立一个部门，还是由第三厅的人参加，仍然请你郭先生主持。”这个部门就是文化工作委员会，仍属政治部，其宗旨据说是“对文化工作进行研究”。沫若等人不便于当面硬顶，便表示回去考虑考虑再说。他们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恩来说：“蒋介石划圈圈，圈不了我们，可以跳出来干嘛！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同他们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展开我们的工作。”大家研究以后，决定答应蒋介石把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担子挑起来。①
①据阳翰笙：《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五）》，《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一九四○年十月文化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仍分城乡两地办公，本部设在重庆市内通远门外天官府街七号，乡间地点是赖家桥全家院子。郭沫若为主任委员，阳翰笙、谢仁钊为副主任委员，周恩来为指导委员，专任委员有沈雁冰、沈致远、杜国庠、田寿昌、洪深、翦伯赞、胡风等，兼任委员有舒舍予、陶行知、邓初民、侯外庐、王昆仑等，原第三厅约有四五十人也大都被沫若请了回来。文化工作委员会下设三个组：第一组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第二组从事文艺研究，第三组从事敌情研究。为了造声势，以显示进步文化界的力量，沫若等人与恩来商量，并征得张治中同意，于十二月七日假座纯阳洞中国电影制片厂所属抗建堂，以政治部名义举行了招待晚会，向文化界、新闻界正式宣布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成立。那天有四百余人应邀出席，“宾主相洽，极一时之盛”。会上，张治中、孙科、沈钧儒等相继发表演说，“盛称笔杆之功”。沫若则接过话头，最后在致词中说：“抗战本身即为文化运动之发展，我文化界同人抗战以来，精诚团结，以发挥其无比力量，今后更盼加强团结，笔杆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文化工作委员会更望能与大众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