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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感觉最好的职业。
我想自由自在；我想飞翔；我想疯狂地奔跑；我想放声大笑；我想尽情痛哭；我想彻夜不眠地玩耍；我想在无人的田野上敞开喉咙唱歌；我想穿考板裤；我想留一头瀑布般的长发；我想成为绿林好汉，率领一帮知青好友呼啸而来呼啸而去；我想人人都喜欢我；我想吸引最著名最引人注目最有成就的男知青；我想最终战胜冬瓜，将来她又胖又丑一事无成，而我苗条美丽，功成名就，我们偶然相见在某种场合，都感慨万千，抱头唏嘘，从而成为了真正的好朋友。
可是，我怎么劝慰我的妈妈呢？我什么话都说不出口，我能够说出口的话，必定吓死她。我和我的父母没有共同的语言，从心灵到嘴巴，一路都是锁。我的父母永远都不可能真正地了解他们的女儿。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父母与他们的宝贝女儿注定了要此生相隔。
今天，是我下放的日子！是我获得解放的日子！是我要隆重庆祝的日子！我的妈妈柔肠寸断，女儿豆芽菜也只好装得柔肠寸断。
一大早，豆芽菜就穿上春风杨柳的服装，亭亭玉立地在镜子面前梳理长发。她把两条辫发盘了起来，发髻油亮而硕大，镶嵌在雪白的后颈脖上，比舞台上的芭蕾髻更加丰满动人。更有甚者，豆芽菜还将一枚妃红的月牙形有机玻璃发卡别在了鬓角。这种有机玻璃发卡是最新潮和最时髦的饰品，刚刚开始在上海流行，一般人根本就得不到这么漂亮的发卡。
妈妈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她忧郁地说：“取下来吧！”
豆芽菜已经决心从今天开始她只属于她自己，于是问：“为什么？”
豆芽菜装得懵懂无辜，老实巴交，做出一张表情呆板的蜡脸。豆芽菜就拿准了她的妈妈不敢说出原因。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十七岁的女儿将要离开父母去远行。妈妈既不忍心强迫和责备女儿，又害怕充当了伊甸园里的蛇。他们生怕说出“不要太漂亮”这句话，生怕由自己提醒了女儿沉睡的憨浑。我可怜的父母，他们被女儿漂亮的衣服，漂亮的身段，漂亮的发髻和漂亮的发卡弄得心慌意乱，坐立不安。他们以为这是女儿挡不住的天生丽质，不明白这是女儿刻意的打扮。我的父母，他们只得道貌岸然地对女儿说：“今天又不是上台演出，今天是下农村啊，誓师大会上，肯定要来许多领导和带队干部，要给他们一个艰苦朴素的好印象啊！”
豆芽菜依然是蜡脸，继续懵懂无辜，说：“我们有好几千人呢，谁看我？”
我的父母，他们面面相觑，相视无语；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临到出门，妈妈终于还是忍不住，说：“把发卡取下来吧！”
豆芽菜还是说：“为什么？”
妈妈支支吾吾道：“恐怕别的学生都不会戴这种发卡吧，这样会显得你脱离群众。”
妈妈以为她的女儿是谁？干部？领导？全市的知青标兵关山？他们这样的人物当然都不能够戴标新立异的发卡，而豆芽菜本身就是普通群众，不存在脱离群众的问题。今天是豆芽菜有生以来最重大的节日，豆芽菜必须隆重庆祝，豆芽菜绝对不会取下发卡，豆芽菜更加不会换上别的衣服改变她非凡的发型。今天豆芽菜要脱胎换骨，一扫先天愚型的邋遢形象，给所有人留下深刻印象。豆芽菜已经忍受了十七年了，今天一定要用自己的姿态，走上她独立生活的自由之路！
于是，狡黠的豆芽菜这样回答她的妈妈：“是呀，妈妈。同学们肯定没有这样的发卡。就是他们没有我才戴的呀。我要用这枚红色的发卡，向各位领导和带队干部，表达我在广阔天地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决心。”
突然，妈妈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不行！你得给我把发卡取下来！把衣服换掉！把头发剪短！赶快！赶快！赶快！”
妈妈的声音都劈了，我和爸爸都吓了一大跳。如果是往常，我肯定完蛋，我最害怕妈妈歇斯底里大发作。
妈妈一发作，我就感到末日来临。可是今天，我撑住了自己。我咬紧牙关，逼迫眼眶中的泪水倒流回去。今天是我的日子！今天谁也不敢阻止我向农村那个广阔天地飞翔！开会的时间就要到了，我必须马上离开而且永远离开父母，到大礼堂去，我要在那里与我的几千名兄弟姐妹汇合，我们要开会，举起小拳头高呼口号，然后神气活现地登上大卡车，笛笛！再见吧妈妈！她的女儿必须立刻动身了！
豆芽菜傲然地挺胸伫立，动作夸张地看了看桌子上的座钟，然后背起了自己的背包和军绿色挎包，就要独自迈步出门。
爸爸赶紧拍拍妈妈的肩；说：“算了，算了，来不及了！”
妈妈掏出手绢，捂着嘴巴呜呜哭了起来。我可怜的父母，今天他们真是愁死了。
这一天果然是豆芽菜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她不仅要远离她厌恶的一切，而且还生平第一次战胜了她的妈妈。我想从此以后，妈妈就别再指望奴役女儿豆芽菜了。
豆芽菜意气风发地迈步出门，头都懒得回一下。我可怜的父母，还是只好跟随在女儿的身后。他们的女儿今天再不顺眼，他们也必须送她。这还不仅仅是出于对女儿的疼爱，更有他们头脑里的世界观决定和支配着他们的行为方式。因为去年的三月，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悄悄地步行来到他小女儿读书的北京一六六中学，参加了家长会，发言说：“……我们革命家长，要听毛主席的话。……小莉是我最小的女儿，身边就这一个了，我还是支持她走毛主席指引的上山下乡的道路。”我的父母，把华副总理的这段发言背诵得滚瓜烂熟。我们国家的副总理都作出了表率，送他女儿上山下乡，我的父母敢不送我？他们是革命家长，势必就要亲自送我下乡，否则，他们岂不是把自己推到了反革命的那一边？这就是他们一贯的思维逻辑。我可怜的父母，就连去大礼堂的方式也要与华副总理保持一致：步行。据报载，华副总理步行了半个小时，我的父母却要步行四十五分钟。人家华副总理在完事之后，有警卫和小车接走，我不知道我的父母将怎么回家。
我爸爸用自行车推着我的小箱子和行军背包。妈妈用网兜拎着我的洗脸盆和牙具。出门之后，他们及时地调整了表情。在众多父母送子下放的大路上，我的父母可不想被别人误认为他们对知青下放运动不满和具有儿女情长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我的父母，在阳光下，土黄色的脸被镀上了一层釉光，酷似腌菜坛子。他们的表情，看上去既肃穆又高兴。
大礼堂到了。大礼堂披红挂彩，锣鼓喧天。广场上一排排整齐的大卡车也是披红挂彩喜气洋洋的样子，它们在耐心地等待着豆芽菜，誓师大会一结束，它们就变成了豆芽菜的翅膀。我的父母和所有的父母都留在广场上，与忙碌的工作人员拥挤在一起，登记交运孩子们的行囊。搪瓷脸盆在碰撞，不当心的热水瓶在爆炸，我的心在欢跳。我起锚了。我离开了父母和他们的时代，缓缓登上大礼堂的台阶，沿路吸引着同学们的目光，简直
所向披靡。今天是多么美好啊！晴朗的天空整个都是我的，它温柔地环抱着我，色泽是那么明丽娇嫩，就像刚刚煮熟刚刚剥壳的鸡蛋，我幸福得连大气都不敢出，生怕自己的呼吸碰碎了这美丽的世界。
我进了大礼堂，一眼就看见了主席台上的关山，我当即就决定一径往前走。我超过了我们学校的方队。我的狐朋狗友们以为我迷失了方向，大声叫唤道：“豆豆！豆豆！”豆芽菜不理睬她们。豆芽菜索性装做迷失了方向的样子，一直走到主席台前。
关山就在台上，豆芽菜竟然只与他咫尺相隔了！在豆芽菜的现实生活里，关山是最闪光的也是唯一的真实的英雄。关山是来迎接我们新知青的老知青代表，他是市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是全国著名的知青标兵，是红星公社党委副书记，他的照片和事迹经常刊登在全国的大报上，他的照片是我们城市照相馆橱窗里永久的炫耀。
关山的母校是市二中，与我同一所中学，关山是我们学校莫大的骄傲，也是我们历届学生莫大的骄傲。关山瘦骨铮铮，典型的保尔·柯察金一类的革命者形象。他肯定不认识豆芽菜，可豆芽菜早就认识他了。豆芽菜与她的狐朋狗友还给关山取了一个绰号：排骨。豆芽菜暗中称呼他为“阿骨”。
被大伙传颂的老三届精英人物阿骨，端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