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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迷恋卡尔维诺了，不但读，而且要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自己对卡尔维诺的喜爱，说一些从半瓶醋理论家写的文章中读过的那些“卡尔维诺”的思想，还能比较出他和金庸的异同。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小资们的下一个目标是捷克人哈维尔。因为据说一个叫崔卫平的人已经把哈维尔的书翻译成了汉语。小资们大多数只能读汉语，所以一定要有人先翻译才行。
虽然外语只有甚至不到大学四级的程度，但小资们对付已经有了译本的书是不会客气的。所以他们能读碜牙拗口的米兰·昆德拉、乔治·奥威尔，甚至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闲谈中，他们一定会向往梭罗在瓦尔登湖边小木屋中简朴的生活，但是这一点儿都不妨碍他们在商场中买那些他们刚刚买得起的名牌。
这些就是小资的精神状态，如果会写小说的话，他们肯定把博尔赫斯和金庸结合在一起，比如，他们或许会这么结尾：
“我的嘴凑近了郭襄的唇：‘你得快点儿想办法，不然真的来不及了。’我冷笑着。
“郭襄大叫一声，醒了过来，将我赶出了她的梦。”
小资们的精神食粮已经“足够”丰富了，他们的物质世界自然也不甘于平淡如水。
做一个小资，是不容易的事，首先你得能够赚到比普通人多一些的钱，否则，衣柜和书架会空，这两个地方空的人是没资格做一个小资的。他们衣食无忧但是又没有足够的钱买车供楼，这使得他们一方面有着强烈的自豪感而遇到真正有钱人的时候又感到不太好意思。他们向着成功人士的方向前进但是前途似乎还遥遥无期，所以业余时间他们喜欢到三里屯（北京）、衡山路（上海）或者WIND FLOWER（广州）去放松自己的神经。
我上边的话就有小资的倾向，因为我使用了“WIND FLOWER”而不是它的汉语名称“风花”，在说话时频频使用英文是小资的显著标志之一。如果需要他们还会使用高中水平的古汉语，比如他们能正确地断开“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并能将它化为“妞远吗？我想泡，妞就来了”。
高级小资引路，低级小资紧跟，他们在同一时间读同一本书，看同一部王家卫的电影，能背诵后现代的三大特征，过后现代的性生活，然后挥一挥衣袖不带走半片云彩。
大致如此，就我所见。
在网上，看到很多讨伐小资的文章。但我一直搞不清楚，为什么小资这么倒霉，也不知道他们得罪了谁，要承受那么多刻毒的言辞。说实话，以前我一直搞不清楚小资的概念，刚好昨天看到一篇文章里为小资定义：“小资是一种情绪，多存在于收入中等以上的白领职员的心态里。标志是谈论最时髦的文化事件，穿不太贵的名牌等等。这批人从年龄和资历看，距离成功人士还有一定差距，但是对财富有无限向往的情绪。有人说，女小资渴望男大款，男小资渴望富姐的青睐。他们的口号是：嫁（娶）对一个人，少奋斗十年。”最后的一句话我倒不太同意，因为在我认识的小资中，倒有许多人言谈中充满了对金钱的不屑，大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概，当然，我知道，他们是不会排斥任何一个合法的赚钱机会的。
我认识的小资人士着实不少，朋友中就有很多——虽然他们多数没嫁给大款或娶到富婆。我爱我的朋友，所以不得不爱小资，为小资说几句话。
小资不是创造新文化的人群，但他们绝对是文化消费的主力军。
小资是走向中产阶级的第一步，没有小资，普通人和中产阶级成功人士之间就成了一片空白。从这个角度来说，小资是社会矛盾的缓冲器，他们有着成为中产阶级的宏伟目标同时他们又是普通人生活的榜样，小资引导着人民。
没有小资，行吗？
我承认，我的生活没有小资们丰富，但我很向往小资们的境界。他们不满意生活所给予他们的，所以在糟蹋精神财富的同时，他们一直在创造着物质财富，他们是这个社会脊梁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还得承认，上边引用的那段博尔赫斯与金庸小说杂交的结尾出自我自己的一个小小说，我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为了表达我对小资们的热爱，无他。
一百只脚的虫子
任何艺术品的产生都有它的社会背景，样板戏也是如此——如果这些东西还能称为艺术的话。
想起样板戏，我满脑子都是那些唱词。小的时候，实在没什么可看的，在城里看的就是这些，回到乡下还是这些；放电影的时候正面看的是这些，反面看的还是这些；到剧场看戏，评剧移植这些，梆子移植这些，甚至东北二人转也移植这些，想不看都没门。
说起这样板戏呢，不得不承认还是有可取之处。那些唱词，那些唱腔，都是众多“高手”千锤百炼的结果。单从八个样板戏本身来说，几乎是无可挑剔的。
近来，他们——指原来唱样板戏的——中的一些人，如今又粉墨登场了，还是那几个人，还是那七八条枪，还是那些老唱段，甚至还是在他们走红时的剧场，甚至观众依然场场爆满，甚至他们的照片和剧照依然霸占了报纸的头条……那个演李玉和的叫浩亮吧，原来叫钱浩梁，听了江青的话改的名字。当时可是红得很哪，不就是“中央的李玉和”、“又不胖，又不瘦，一边一块疙瘩肉”那个吗？别说，他还做过好长时间的文化部长呢。北京某报的新闻中说：“钱浩梁其实并不是第一个扮演李玉和的演员，但提起李玉和，观众却只会想到钱浩梁。”这是一定的，因为原来扮演李玉和的是钱浩梁的老师李少春，当时被他几个嘴巴给抽成精神病了。现在，说到《红灯记》重新排练演出，钱浩梁竟然大言不惭地对记者说：“三十年没摸剧本了，这次能重新和原班人马合作心情很复杂。这次的演出其实也是为了应观众的强烈要求，给他们一个答复，其实主要是看当年这些人的表演、创作的精神，也给年轻演员展示一下。”拜托啊，你们的“精神”是什么我们早就知道了。他还说：“唱得怎么样倒在其次，能再次和原班人马演出，我很激动。”这种人有再次露脸的机会能不激动吗？我怀疑他是不是把自己以前做过的事都忘了。看了这些，我不得不想起鲁迅的文章《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来，因为对这些危害国家十年之久的落水狗实在是打得太轻了。其实，他们这种表现是不足为怪的。《文选·六代论》（三国魏曹元首作）说：“故语曰：百足之虫，至死不僵，扶之者众也。”《红楼梦》中冷子兴也有这话：“古人有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虽说不及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
他们的确气象不同，大大地不同啊。
我知道，他们有权力登台演出，二十几年前钱浩梁作为“四人帮”集团的一分子被处理，组织上对他进行五年的审查时也没有剥夺他的政治权力终身。
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时只有他们有这个权力，并且在他们的协助下，有人成功地阻止了别人登台演出的权力。
老一点儿的人们讨厌样板戏，不是讨厌别的，讨厌的应该就是这一点儿。
牧惠先生在《南方周末》谈到样板戏火红的时候这样说：“我曾经听一位地方官员介绍从北京来的‘样板戏’演员如何飞扬跋扈，如何盛气凌人，其架势不亚于江青的代理人。而人民大众特别是被扣牛鬼蛇神帽子的好人呢，马连良不必说了，同样是名演员如新凤霞，都在被批斗，被劳改。”
牧惠先生提到的马连良是京剧名角，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所以，后来人们用“十年浩劫”来形容文化大革命1966年到1976年的时光。我坚持认为，在那个时候能够红得发紫的那批人，无不是蝇营狗苟的小人。
如果单纯的飞扬跋扈，盛气凌人，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性格问题。
性格有问题无所谓，大不了不和这样的人交往就是了。
但是显然不是，他们有问题的不仅仅是性格，甚至人品。他们以“样板”为荣，甚至到今天仍然以之为荣，他们甚至不拥有真诚，不知悔改。
更难以理解的是，还真就有人给他们提供舞台——演戏的舞台和报纸的大量版面。
这实在让人不寒而栗。
夸过头了吧？
有着“江淮才女”、“大陆三毛”和“文坛第一女剑客”的女作家王英琦近日在《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