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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力所及之处是一条马路，只要一听到汽车的声音，我肯定会从屋子里跑出去看，可看来看去只有一种，就是解放牌运输车，很少有其他种类的汽车。即使有，也跑不出北京吉普的范围。但上天总有眷顾人的时候，记得有一次居然看到了飞机。飞机飞得很高，在天空中拉出一道白白的长线。写到这我突然疑惑起来，我为什么成年后没从事机械制造行业呢？很可能是当时看汽车看飞机距离太远吧，如果那时竟然能有很多机会在近处和汽车发生亲密接触，以我的聪明才智，现在说不定是个设计师了呢。呵呵，一笑。
后来，搬到城里住，最大的愿望就是像别的小朋友那样拥有更多的玩具。
我们用来做玩具的物事有很多，最常见的有：
杏核：能在想吃杏的时候就有能力买来吃的人家自然是当时的小康之家，至少人均月消费应该在二十元以上的人才做得到。我们家当时只有父母的工资收入，一个月的总入不到九十元，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但经常性的零食是不可实现的奢望，所以杏核搜集起来不容易。
杏核是用来和别人赌输赢的，基本玩法：两个人（或几个人）各出一部分杏核，放在手心里（出的多的人先玩），然后扔起来让其落在同一只手的手背上，再扔起来用手心来抓，将手背上的全抓住的话，这些就归你了。
烟盒：我爷爷抽烟，但大多抽的是旱烟，用烟袋抽。偶尔抽纸烟，也是九分钱一盒的“勤俭”，连“大生产”都很少，所以我难得积攒出漂亮的烟盒。当时出风头的烟盒除了现在依然当红的“中华”外，在我们那里应该属“大前门”，还有一些光面纸印制的牌子，可惜已经记不得它们的名字了。
瓶子盖和牙膏盖：小的时候，我拥有小小一盒子汽水瓶子盖，那是我的积木。记得有一次在乡下，我把心爱的瓶子盖在炕上摞得老高——你知道，瓶子盖很不规则，能摞高十分不易——但被姑姑不小心弄倒了，我大哭，好像整整几天没跟姑姑说话。牙膏盖跟瓶子盖不同，拥有牙膏盖最多的伙伴姓何，刚巧前几天他从美国回来，路过北京到我这里，我们回忆起了他的牙膏盖。他的母亲是废品回收站的职工，每天的工作是推着手推车到各处收购废品，一个用完的牙膏皮回收过去是两分钱，伊买不起玩具给儿子，于是，就拧下了所有回收牙膏皮上的小盖子，作为儿子的玩具。当时大家使用的牙膏大多是同一个牌子，牙膏盖自然大多是同一形状的，但颜色有红绿两种，我们便把它们分开为两个部分，摆在地上，作为双方对阵的士兵。偶尔形状特殊颜色有异的，便作为双方的指挥官——这就是我个人对童年战争回忆的所有记忆了。
上学时，文革已近结束。高小时期，陈景润风靡天下，“我们爱科学”的口号喊得山响了。叶剑英元帅的诗“攻城不怕艰，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也已经发表。所以大家爱上了数学，晚上不睡觉做数学题被大人称为有出息的表现，颇有一些同学拿这种经历到处演讲，获得尊敬。上次还看到一个当初专门不睡觉做题的老同学，想起他演说词中的“累了，就用冷毛巾擦把脸，无论如何要攻克难题”就想笑。现在，他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我和一些同伴喜欢制作模型——要是有一大笔钱就好了，就可以买少年科学杂志上介绍的那些材料了。我积攒的钱有限，有半年时间里不吃冰棍也只攒了不到两元钱，花上两毛二买了本童话书《小伞兵和小刺猬》，三毛五买了本叶永烈的《丢了鼻子以后》，八分钱买了本小人书（忘了名字了）后，狠狠心花了七毛二按照杂志上的地址邮购了一个小小的电池发动机，以便完成我的航模制作。说起来，我制作的航模由于有了这个电机而在同学、伙伴中出了不小的风头，让我得意到了现在。
后来，就爱上了集邮。如果我要是有一张“全国山河一片红”就好了。
1980年，我揣着仅有的两块钱第一次站到集邮柜台前——在那之前，我的集邮只是搜集旧邮票，不知道有买新票一说——看到了刚上市的几种邮票，喜欢得不得了。便掏出钱来，买了“庚申年”和“爱因斯坦”（都是单张一套）的四方联。“庚申年”就是现在价值不菲的所谓猴票。1983年，我的好朋友董涛随父母搬家到南京，依依不舍，我将猴票四方联送给了他做纪念，他送了我一张“开国大典”——现在这朋友已经十六年没消息了——你在南京还好吗？
再后来，上了高中大学，爱上了读书。
所有爱书人的经历都是相似的。记得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刚上市的时候，大雨，我买了书骑自行车回家，身上几乎湿透了，但书却没有一点儿损伤，我猫着腰骑，把书搁胸口了，自然湿不着。如果没记错的话，那套上下两本的书价格是两块五毛五。同时买回去的还有莫泊桑的《一生》，价格是九毛九……
现在，我坐在家里，回想前半生，发现自己最大的欲望是对金钱的欲望。如果问“你爱什么”的话，我的回答和《北京人在纽约》里的大卫或者“蛊惑仔”中万梓良扮演的洪兴老大一样“MONEY ，MONEY， MONEY。”
有了钱，当年我就能买杏吃以核为玩具，给爷爷买烟抽留下烟盒，买大电机，买模型材料，买牙膏然后奢侈地只留下盖子，买邮票，买书，买……钱能干什么就不用我废话了吧？
谁害怕王小波
我不准备多谈王小波的小说，虽然我把他已经出版的全部小说看了不止一遍。初读王小波的小说的确令人激动，但随后逐渐发现，王小波并不是一个好的小说家。他的小说，除了《黄金时代》外基本乏善可陈。只说广受称赞的《红拂夜奔》吧，很多人（评论家、读者）对其中的想像力从不吝惜赞美的语言，但它实在不是一篇好的小说，里面所有的人物不过是作者思想的传声筒。在这一点上，个人觉得，王小波和萨特有相似之处，人物不过是他们的道具，并不真正具有自己的血肉。
而人们更为认同的是王小波的杂文。
首先，得罪了，我觉得，王小波的杂文并不是篇篇顶好——当然，这是我自己的看法，他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使自己的文章每篇都讨所有人的高兴。我本人比较不喜欢他的两篇文章：《卡拉OK和驴鸣镇》和《京片子与民族自信心》。在另外的一些篇什里，也时常能看到他的怯处。仅举一例：
在《我怎样做青年的思想工作的》一文结尾，王小波这样写道：取得了这个成功之后，这几天我正在飘飘然，觉得有了一技之长。谁家有不听话的孩子都可以交给我说服，我也准备收点儿费，除写作之外，开辟个第二职业——职业思想工作者。但本文的目的却不是吹嘘我有这种本领，给自己作广告。而是要说明，思想工作有各种各样的做法。本文所示就是其中的一种：把正面说服和黑色幽默结合起来，马上就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我有意见的是这句话“把正面说服和黑色幽默结合起来”，我认为文中他劝自己外甥的那些话一点儿都不黑色幽默，完全是活生生的现实。王小波这么说，如果是为了躲避什么暗箭的话，我可以理解。但这并不可笑——当然，黑色幽默也不一定真的能让人笑出来。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是不是一个好的小说家，对王小波来说，有什么要紧呢？
关键是，他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鲜的东西，他的小说不出色，但是完全可以当杂文来看。萨特不是好的小说家，但萨特的思想可是第一流的。
但王小波就是一个思想家吗？我也不这么认为。
思想家有什么了不起吗？如王小波，成为一个好的传道者已经很好了。
他正是这么一个好的传道者。
综合起来，通过王小波的文章，我闻到了这么一些“道”：人是重要的，应该得到尊重的；人人都是平等的；人是个个不同的；人应该有不与人同的权利；有些人有说话的权力，有些人没有说话的自由；没有说话自由的人肯定也是有想法的；我们无法用一种文化去取代另一种文明；文学不仅仅有一种标准……
这些东西真的很难理解吗？并且，真的需要以他的方式表达吗？我想，当一个思想者或者一个传道者需要以一种隐晦的方式表述时，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只知道不在王小波自己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