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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很快了解到中央红军的全部家底。他估计红一方面军人数不超过两万人，而自己带领的红四方面军足有八万人，双方力量对比是一比四。
张国焘是个注重实力的人物，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强大后，权力欲和个人野心急剧膨胀起来，表现出一种自负和傲慢，不把毛泽东等人放在眼里。和毛泽东在一起的“洋顾问”李德这样写道：
他像主人待客一样接待了我们，他的举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军事优势及行政权力。
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与张国焘就红军行动方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提出迅速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建议。张国焘则主张南下川康边。最后，政治局以压倒优势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张国焘对此甚为不满，他把自己的主张未能获得通过的原因归咎于政治局内毛派人物太多。他开始利用红四方面军的兵力优势，煽动手下一部分人向中央要权。张国焘还在一批高级指挥员中散布“谁得票多谁当主席”的言论，制造篡权舆论。
7月18日，中央政治局为顾全大局，搞好同四方面军的团结，作出了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的命令，并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
张国焘就任总政委后，立即决定将原红一、三、五军团改为一、三、五、三十二军。中央红军的军团，就实际兵力而言，仅能算作一个军，人数最多的红一军团也由出发时的一万多人减员至三千五百余人。
如果把中央红军比作一乘战车，那一、三两个军团就是车之双轮，林彪、彭德怀就是冲锋陷阵的两匹骁骑。当有人偷偷地把会理会议的情况透露给张国焘后，他立即敏感地意识到，中央红军也不是铁板一块，也不团结，有机可乘。于是，他开始加紧对红一、三军团领导人进行策动。他以为，只要把林彪、彭德怀争取到自己一边，毛泽东就是一个光杆司令和孤家寡人了。
张国焘过于热情的奉承，含义不明的举动，挑拨性极强的语言，使彭德怀、聂荣臻等人警觉起来，他们顶住了张国焘的诱惑，挫败了张国焘的阴谋。
可是，在这次很明显的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中，林彪又没站稳脚跟，立场又发生了动摇。由于在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上两次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林彪的情绪一直很低沉，抵触情绪很大。不及时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和会理会议后成天咕咕囔囔就是明证。会师后，林彪与张国焘一谈即合，显得很亲近，这不能不引起聂荣臻的焦虑和不安。
北上方针由于张国焘的拖延，迟迟不能实施。8月初，中央利用毛儿盖休整之机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申了北上川陕甘，创建新苏区的既定方针。会议还将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右路军以原红一方面军为主，由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红军大学组成，徐向前、陈昌浩任指挥；左路军以原红四方面军为主，由四方面军的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组成，由朱德任指挥。会议决定分兵北上，毛泽东率中央政治局随右路军以班佑为目标前进；张国焘率左路军以阿坝为目标前进。两军约定在巴西会合。
事态愈加严重，林彪也越滑越远。他的政委聂荣臻感觉到林彪似乎与张国焘达成了某种协议或默契，这从当时被视为张国焘代理人的陈昌浩的亲疏态度上可以得到证明。为了说明这一点，聂荣臻曾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险记”：
右路军组成后，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胡豆。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
吃完了晚饭还没有天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陈昌浩问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
……谈到晚上10点钟了，我说，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他才说，好吧，你走吧。我就带着两个警卫员，牵着一匹骡子，离开了。……老实说，我怕陈昌浩整我，也怕藏在藏民中的坏分子打我的冷枪。我走了半夜多，才摸回军团部。
聂荣臻是全军公认的“最守纪律，最负责任”的政治委员，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提醒周围的同志，特别是林彪。
8月中旬的一天，红一军团指挥部。当电台报告左路军迟迟不肯向巴西地区推进时，林彪、左权、朱瑞等人都沉默了。聂荣臻对他们说：“我们光在毛儿盖附近，前后就耽搁了一个多月，再不能在草地上拖了。还是照毛泽东同志讲的，出甘肃。要不，我们可就要完了。”他转身又以郑重的口吻对林彪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
“不见得吧？”对这位比自己年长7岁的政委，林彪说话总是那么一种不以为然的口气，不冷也不热。
“不见得？我告诉你吧，张国焘有一个方案，要把我调到三十一军当政委，把你调到另一个军当军长。把我们调离原作战部队，这意图不是很明显吗？”聂荣臻说。
“你这是宗派主义！”一向说话模棱两可的林彪，这次一点也不含糊，反驳聂荣臻的提醒。
“这怎么是宗派主义呢？”聂荣臻没有想到林彪口中突然飞出一顶“宗派主义”的帽子，过了一会儿，他才说：“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不一致，从会师以来到现在一直是这样。我们应该想一想，保持警惕，这是个路线问题。”
“既然是路线问题，那么你的意思是说张国焘的路线错了？”林彪把聂荣臻逼到了关口上。在当时，得罪权势炙人的张国焘是件十分危险的事。
聂荣臻并不害怕，他平静地说：“我看张国焘的路线是错的。”
林彪却不能冷静，他高声说道：“你说他的路线不对，那他们怎么还有那么多人？我们才几个人哪？”
对林彪的这番话，聂荣臻十分气愤，他按捺不住感情，“霍”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大声说道：“人多就对，那蒋介石的人更多，难道能说蒋介石是正确的吗？”
似这般激烈的争吵，在林彪、聂荣臻之间，尚不多见。似乎为了证明林彪的错误，没等林、聂争论完毕，张国焘便开始动作了，一场关系党和红军命运的斗争又在草地荒原中展开来。
彭德怀最先察觉到危险。当灾难还在萌芽状态时，他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彭德怀在《自述》中说：
我回到芦花军团部时，军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连一、三军团和军委、毛主席通报的密电本也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张国焘）通报了。与中央隔绝了，与一军团也隔绝了。
这次北进，三军团走在右翼纵队的最后面，前面是一军团，中间是红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九军和前敌总指挥部。当时使我感觉：张国焘有野心，中央似乎没有察觉。毛泽东、张闻天随前敌总指挥部一处住，先一两天到达上下包座（松潘西北百余里），三军团后一两天才到达阿西、巴西，离前敌总指挥部约十五里至二十里。我到宿营地时，立即到前敌总部和毛泽东处。其实我是为了到毛泽东处，才去前总的。这时周恩来、王稼祥均害病住在三军团部。
在巴西住了四五天，我每天都去前总，秘密派第十一团隐蔽在毛主席住处不远，以备万一。在前敌参谋长叶剑英处，得知一军团到了俄界地区。找不到向导，问不到路，没有地图，茫茫草原，何处是俄界呢？这时杨尚昆已调其他工作，三军团政委是李富春。三军团准备了电台，编了密码，也只能说是要与一军团联络，而未说是为了防止突然事变。派武亭同志带着指北针寻找一军团走过的行踪，务把电台密码本送给林、聂。正好送到林彪处，这天，事情就发作了。
事实证明，送密码本给红一军团，这是在事变发生前极为关键的一着棋。电台与密码将一、三两个军团重新联络成一个首尾相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