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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坚持巩固的根据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而使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还是分散出击，打到山外，闯州过府，形同流寇，这是当时的重大原则问题之争。林彪力主分散出击。
1929年就要过去了。在岁末“古田会议”结束不久，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坚持对形势的悲观估计，怀疑“井冈山红旗究竟能打多久？”
对于林彪提出的这个问题，毛泽东十分清楚它的代表性。1930年初，毛泽东整整花了五天的时间，给林彪写了一封长达六七千字的回信，并以《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为题，印发各纵队、大队党支部，展开讨论。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写道：
林彪同志，我从前颇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5月18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内也没有建立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
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了林彪的悲观思想和流寇思想，他写道，“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在信的最后，毛泽东以诗一般的语言和激情勉励林彪振作起来，丢掉悲观情绪，迎接革命事业对他的选择，不辜负他本人对林彪的厚望。毛泽东写道：
……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眺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1948年，中共中央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准备收入这封信。时在东北的林彪闻讯，急忙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说“我同意在党内外公布这封信。为不致引起误解，我同意公布信的内容，而不公布我的名字”。毛泽东善意地答应了林彪的恳求，删去了林彪的名字和信中对林彪的批评部分，把题目改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怎么也不会想到，林彪却有不认账的时候。
1968年，林彪重返井冈山，远眺竹林云海，近聆流水潺潺，一时兴起，填下了一首《西江月·重上井冈山》的词，并送呈毛泽东阅：
繁茂三湾竹树，苍茫五哨云烟。井冈山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红日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工农亿万志昂扬，誓把敌顽埋葬。
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没蒿莱，生死艰难度外。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尽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毛泽东看后，微微一哂，用红铅笔在“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下面重重地划了二条粗杠，并打了一个问号，说道：“这是历史公案，不要再翻了。”
四 闽赣建功
谁都不与“刺头”搭档，唯有胸宽如海、沉静如水的罗荣桓能使“林罗”相安无事，互展所长。
聂荣臻发现军团长最大的秘密是与彭德怀一争高下，这种竞争延续了三十多年。
“我只有一种才能，绝不把打赢一场战役的机会搞砸。”黄陂、草台岗伏击战为林彪赢得运动战专家的美名。蒋介石称昔日的学生——林彪为“战争的魔鬼”，悬赏十万元收购他的首级。
“短促突击”令红军损兵折将。面对“太上皇”李德，刘伯承犯颜直谏，彭德怀大骂“崽卖爷田心不痛”，林彪却训斥手下：“这种打法我也不懂，不懂就学嘛！”
林彪的机会来了，他终于进入红军最高领导层。
1930年2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武装扩编成立红一军团，朱德、毛泽东就任军团首长，不再兼任红四军职务。在毛泽东的提携下，二十三岁的林彪出任红四军军长，进入红军最高领导层。
为了把林彪培养成为搏击苍穹的雄鹰，毛泽东耗尽心血。他不仅要为林彪讲解自己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还要精心为林彪挑选合适的副手。在这方面，毛泽东流露出一种明显的偏爱，甚至袒护。
林彪并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朱德、陈毅就很反感他，用聂荣臻的话讲，林彪“独断专行，排挤同级政工干部，当连长时看不起营长，当营长时又反对团长，有非常浓厚的个人主义”。从林彪担任红二十八团团长起，他偏狭古怪、猜忌疑心的脾气同历任团党代表都搞不好关系，难以共事。下井冈山时，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负重伤后因林彪不予理睬、抛下不管而惨遭敌人杀害。二十八团改称第一纵队后，党代表由谢唯俊继任。谢唯俊就是王明批判中央根据地所谓富农路线执行者“邓毛谢古”中的“谢”。林彪对谢唯俊也看不顺眼，经常跑到毛泽东那里告状，硬是把谢唯俊挤走了。
派谁给林彪当政委呢？毛泽东颇觉踌躇，他考虑，红四军政委除具备立场坚定、观念正确，有丰富的政工经验外，还要有宽广的胸怀，容人的度量，善于忍让、谅解，以利于搞好和林彪的团结。挑来挑去，毛泽东看中了罗荣桓。
罗荣桓出任红四军政委后，一心扑在部队建设上，把军中政治工作、宣传教育、军事训练和后勤保卫等各项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连林彪也觉得无可挑剔。因此，林彪除了负责指挥打仗和钻研战术外，对部队日常工作索性不管了，一时间，林罗之间倒也相安无事。毛泽东得悉这些情况，十分高兴，他对身边的同志说：
“谁说林彪难缠？罗荣桓在四军，不是跟林彪团结得很好吗？”
对毛泽东的这番话，罗荣桓可不敢苟同。他心里明白。在某些私下场合，罗荣桓曾这样形容与林彪共事，“和林彪共事等于判无期徒刑”。罗荣桓60年代病逝后，毛泽东对此有所醒悟，他在悼诗中这样写道：
斥每闻欺大鸟，
昆鸡常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
国有疑难可问谁？
1930年夏，全国红军开始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作战规模和战斗力大幅度提高，根据地不断巩固地向外扩展。在这一大好形势面前，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不切实际地夸大国民党内部矛盾和工农红军的作战能力，提出了攻打大中城市、夺取湘鄂赣三省首先胜利的“左”倾冒险计划，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三军团攻打长沙。毛泽东、朱德发现南昌工事坚固，敌人有重兵防守，决定改变计划，率领一军团到赣西开辟新的红色区域，避免了屯兵于坚城之下的后果。红三军团虽然乘虚攻克长沙，但是损失很大，几天后不得不退出城外。8月中旬，李立三严令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组织部队第二次攻打长沙。
9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包围长沙。当时国民党何键部队坚守不出，长沙外围地势平坦，还在数千米的开阔地带设置了三道电网，电网之后，星罗棋布、密密麻麻的尽是一座座掩体堡垒。红军缺少攻坚设备，连重机枪也只有一挺。朱德、彭德怀指挥几次硬攻，均因电网阻拦和优势火力封锁而告失败，急得直骂娘。毛泽东命令由四军担任主攻，把希望寄托在林彪身上。
林彪关在房子里琢磨了好久，急中生智，想出一条“火牛”计。他说，“前几次攻城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缺少重武器，特别是无法突破敌人的电网，战士们一碰到这玩艺就倒。人怕电网牛不一定怕。战国时齐国大将田单为破敌阵，曾把水牛集中到一起，在犄角上捆上刀子，在尾巴上绑上油棉，一点火，牛就负痛地向前奔，在敌军阵营横冲直闯，齐国将士尾随其后，结果大获全胜，我们也可以仿效古人。”
大家一听，觉得有理。于是，部队分途征集黄牛和水牛。土豪的牛，没收征用，农民的牛，花钱收购。很快征购到了一千多头牛。
9月10日晚8时，攻城司令林彪、罗荣桓指挥部队向长沙东南郊二里牌、乌梅岭、黄土岭发起总攻，同时动用火牛阵。
“点火”。林彪一声令下，战士把牛尾上的油棉点燃，一千多头牛受到剧痛，发疯地向敌阵冲去，蹄声敲得地面发震，“哞”的叫声在夜幕下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