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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多讲究，你就叫我妈妈吧！”
就这样，我们家里又增加一个女儿廖小理。
廖小理叫薛明妈妈，一直叫到今天，比我还叫得甜。我有时叫妈，有时叫“老太大”，小理却一直叫“妈妈”，少一个“妈”字都不肯。
白琳与杨尚昆、杨白冰是兄妹，廖小理当着他们的面也仍然把薛明叫妈妈。
那天，杨白冰问小理：“你在哪儿工作？”
廖小理说：“财政部。”
杨白冰说：“你这个娃儿别调皮，我们还跟你要钱呢。”
廖小理逗乐说：“我妈妈可从来不跟我要钱。”
她说的妈妈就是指我的妈妈薛明。
贺龙的孩子们有不少上了大学。
陈洪生在大学里功课很好，他是学军工的，毕业后分配到五机部，成为一名工程师。
贺鹏飞、李黎风和我先后考入大学。李黎风的弟弟李明清考入北京航空学院。
李井泉又来看望我的父亲贺龙，他指着考上大学的两个儿子说：“两个孩子都考到了北京，两个都要有个家才行啊。”
贺龙说：“这不就是他们的家吗。”
李井泉说：“我在四川，平时也照应不上，又得麻烦老总了。”
“我就喜欢孩子。”贺龙把手一挥，“我养了，不要你管。”
这样，父亲贺龙在重庆那边养了十来个孩子，在北京这边也养了十一个孩子。那时，元帅的工资在国内最高的，比党和国家的主席还要高。母亲薛明作为一名1936年入党的老干部，行政九级，也不低。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在那个年代是相当可观。但我父母没有什么积蓄，日子过得很仔细，很节俭。因为我们家里孩子多。
可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正如那时所标榜的，是“燎原之火”。这场火烧毁了许多真善美，父亲贺龙受尽迫害，含冤而逝。他的孩子们也被株连，受到不同程度的残酷迫害。最令人难过的是李明清，他被“北航红旗”的“造反派”们给活活打死了。
记得“北航红旗”的造反派曾围攻我们家，白天黑夜不散，坚持要冲进家来搜捕李明清。正当卫兵阻拦不住时，贺龙出现了。他像半截铁塔似地往门口一站，刚才还气势汹汹大吵大叫的红卫兵立刻老实许多，有的发怔，有的想往回缩。
“不要乱，怕什么？”几个头头喊叫着稳住阵脚，色厉内荏地冲着贺龙吼：”贺龙，我们是北航红旗造反派，勒令你立刻交出李明清！”
“你们想干什么？”父亲冷冷问。
“李明清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西南最大的走资派李井泉的狗急子，我们要把他揪回去接受群众批斗！”
“这是你们说的？”父亲嘴角流出一丝讥嘲。
“这是无产阶级造反派说的！”
“你们说了，我还没说呢。”父亲认真地一字一板地说，“我告诉你们，李井泉同志是革命的老干部，好干部！李明清是革命的好青年，红孩子！”
北航红旗的造反派们轰地乱了：
“李井泉是黑帮！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李明清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现行反革命！”
“贺龙对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决没有好下场！”
“造反派”们乱纷纷朝院门拥来：“交出李明清！”“坚决把李明清打翻在地，斗倒斗臭！”
“不许进我的门！”父亲突然吼出一声，那是过去在战场上才会有的巨声，震得那些造反派发愣，僵在原地不再动。
“一个人也不许放进来。”父亲向卫兵下令，“我看他们哪个敢进！”
这些狂热的大轰大嗡的“造反派”被这位声震中华、名响历史的元帅镇住了，一时不知怎么办好。这片刻的犹豫，贺龙已经点燃一支雪茄烟，缓缓吸一口，然后将捏着的雪茄烟朝造反派们一指：“你们听着，我不但不许你们进我的家来搜人，而且要求你们把李明清好好地给我送回来。你们跟我要人，我还跟你们要人呢！如果我的孩子出了什么事，不但我要跟你们算帐，历史也绝饶不过你们！”说罢，父亲贺龙甩下那群呆若木鸡的造反派们，旁若无人地走进院门，回屋休息了。
父亲命令那些造反派送回李明清，警告他们不许碰李明清是因为李明清并不在家，已经有段时间没联系了。他为李明清担心忧虑，他要保护他的孩子李明清。
但是，那一场浩劫，特别是有林彪、江青那样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疯狂迫害，贺龙终于没有能保护住李明清，并且自己也被囚禁，受尽折磨，终于被迫害至死……
贺龙生与死最后一面
最后一面
1969年6月9日下午3时4分，共和国元帅，我的父亲贺龙被迫害至死。当晚大雷雨。其后连续三年，每年6月9日大风雷雨，传言终于出来，都说这是天哭元帅沉冤不得昭雪。1973年2月29日，毛泽东主席在一次谈话中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贺把他杀了。要为贺龙平反。”也怪，这一年的6月9日没有下雨。
我至今记得1969年6月9日那天的情景。
下午，我在北大篮球场看人家打篮球。在那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年代，没有什么人搭理我，都与我“划清界线”，我自己也注意不要给别人找麻烦，尽量少与人来往。
可是，忽然有人喊我“贺晓明！”
我看到军宣队的几个人在招呼，那位组长就是中南海一区的老李同志。
“哎哎，你来来，”他看我发怔，继续招呼，“来，咱们谈谈。”
我随他们进屋，不知要谈什么？
“你们机关来人，”他指指屋里坐的两名军人，“要接你去谈话。”
我望望那两名军人，心里咯噎一下。那是一惊一诧的年代，什么不可思议的事都可以发生，什么荒唐故事都可能成真。找我谈什么呢？我实在想不出。脑子转了转，决定他一拖，缓冲一下：“你，你们等等，我拿个书包去。”
上楼取书包，走一圈也没想出任何名堂，自然也想不出做什么应对准备，就那么心乱脑空地随他们上了车。
车出北大校门，没朝城里开，直奔运河方向，我的心又怦怦起来：坏了，看来是要关押我了……
沉默一段路，坐司机旁的军人侧身回头，望住我说：“告你件事，你爸爸病重，我们现在接你去看看。”
脑子轰地一响，仿佛遭了雷击，又像从山崖摔下，轰然落地。半晌我才透过一口气。顿时明白了什么。“文革”的经验，像父亲这样“失踪”的领导干部，活着肯定不叫见面，叫见面一定是死了……
“爸爸！”我心里惨叫一声，泪水便如泉涌一般溢出眼眶，滔滔不绝。在那一瞬间，我鲜明地想起两年多前与父亲的分手。由于“造反派”不断冲击我家，根据周总理的意见，父亲临时住进新六所。一天吃完饭后，我向父亲告别：“爸，我回学校去了。”
“唔，你走吧，要听毛主席的话，在大风大浪里锻炼……”父亲像是有许多话想讲，却又忍住了没说下去，他将我送到楼梯口，一直看着我走出屋门……
谁能想到，这一别就再未见面，连父亲被关到什么地方都不知道。父亲手扶楼梯忧心忡忡又慈爱不舍地望着我的情景历历在目，可现在，现在我将会看到什么？
“不，我不去看，”我泪下如雨，哭喊出声，“你们送我回去！”
我的心碎了，我不敢去面对那个无论如何也难以置信的残酷现实。
“不行啊，这是首长的关心，”那个军人停了停，说：“你得去看看。”
汽车飞驰，载着我直奔那个可怕的现实。我只剩了哭，哭一路，泪水不尽。我感到自己那么孤立，便想到了唯一能见到的亲人：“我哥去不去？”
“已经派人接去了。”
我的心多少踏实点。哥哥鹏飞是我的一个支柱。父亲失去音讯，我们兄妹相依为命，互相帮助。鹏飞得了重病，发高烧，我以为是感冒，设法出去买点牛奶给他喝。买回奶来一看，他的眼睛都黄了。我惊叫：“糟了，是肝炎！”忙把他送到同仁医院，经检查，果然是黄疫性肝炎急性发作。我们没有钱治病，更没钱住院，我急得耍死，终于想到给父亲过去的秘书打电话。秘书说需要向上报告，这一报告就迟迟没了消息。我半夜去找贺彪，他帮忙找老中医，买中药。后来把消息传到陈毅那里，陈毅“发牢骚”，在一次谈话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