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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就说我们谢谢你。因为有了你的领导，我们才能得胜利。”
“对了，”母亲满意地点点头，“见了毛主席，你就说，毛主席你好。懂了吗？”
就这样，我随父亲第一次来到北京。当天就坐三轮车去看了天安门。然而，见毛主席就没那么快了。父亲或者叫我去坐有轨电车，或者叫我去东安市场买小金鱼，就是不提带我去看毛主席的事。
其实，这件事一直搁的父亲的心上，他是在寻找机会。当他感到有个机会时，便对我说：“走吧，今天带你进中南海。”
那时我并不知道毛主席住在中南海。父亲将我放在杨尚昆家中，他便独个儿走了。杨尚昆的爱人和孩子都在，陪我聊天。
“你在重庆看过电影吗？”杨尚昆问。
“看过。”我像个小大人似地点点头。
“看过什么电影？”李阿姨问。
“苏联的。”
“看过《三个坦克手》吗？”
“看过。”
“《拖拉机手》？”
“看过。”
“《勇敢的人》？”
“看过。”
“幄，你看过的电影真不少哪。”
我自豪地笑，眼睛得意的膘来膘去，一下子膘见父亲返回来了，忙喊：“爸爸！”
“走吧。”父亲拉住我的手。
“干什么？”我边走边问。
“带你去看毛主席。”
“真的？”我又跳又欢呼：“噢——”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为了叫我见到毛主席，费了不少心思。他得知今天在毛主席住的丰泽园里谈事，便把我带入中南海，放在杨尚昆家。他先去谈事情，看场合是否适合，然后再做打算。大概这次气氛比较轻松随便，不是那种开会或正式汇报的气氛，父亲便不失时机地向毛泽东说：“主席，我女儿一直想见见你……”
“来了吗？”毛泽东问。
“带来了。放在尚昆同志家里。”
“带来么，带来我看看。”
父亲带我走进菊香书屋的客厅里时，毛主席正坐在沙发上跟人聊天。我拉着父亲的手不放，眼睛盯着毛主席，小声说：“毛主席，你好。”
“喔，这不是一排明吗？”毛主席笑着立起身，过来抱起我，“长这么大了。”
“我叫贺晓明。”
“你妈妈叫薛明，你妹妹也叫明，叫……”
“贺黎明。”父亲在旁边说。
“对，你妈明，你也明，你妹妹又明，这不是一排明吗？”毛泽东的话引得大家都笑起来。我的妹妹贺黎明便有了另一个名字，叫贺又明。
毛主席把我抱到屋中间，那里摆个桌子，他打开小罐，从里面抓几块糖放在我手里，说：“吃糖。”
我眼睛一眨不眨望着毛主席，忘了说话。父亲过来抱我，一边说：“晓明，毛主席还要谈工作，爸爸送你回去。”
“好，跟我们的晓明再见。”毛主席跟我握手。
“毛主席再见。”我一步三回头地随父亲走出了会客厅。
“晓明，爸爸好不好？”父亲在院子里问。
“爸爸好。”我亲了父亲一口。父亲甜甜地笑了，那是满足了女儿心愿之后的愉快的笑。
1954年11月，父亲调北京，催母亲带我们尽快到京。到京那天，正是晚上。父亲站在灯光下迎候我们，他的头上飘舞着雪花，老远就喊：“晓明，爸爸已经满足了你的第三个愿望，你看看这漫天飞舞的雪，看哪。”
我没有仰头看天，我只看我的父亲，张扬起两只手臂向他冲去，边跑边兴奋极了地喊：“爸爸！我的好爸爸——”
贺龙生与死元帅的衣食住行
元帅的衣食住行
过去，我曾参加编写有关父亲贺龙作战谋略和军事指挥艺术的著作《贺龙用兵》，因为元帅的战略思想和指挥艺术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我想谈谈父亲贺龙的衣食住行，因为元帅的衣食住行可以让我们从历史出发对一位元帅进行文化的评价，也有助于了解他的性格。
父亲贺龙，对穿衣有研究也有讲究，在他那一代人中，经常是“代表了历史的新潮流”。这与他们的家世不无关系。
贺龙的祖父是个“驰怒马，挽强己意气氵光氵光，力屈等夷”的武秀才；他的父亲却又是“心秀手巧，善于刀剪针线”的裁缝。贺龙自幼喜舞先人用过的宝剑大刀，同时又随父亲学得心秀手巧，梆得一手好针线。听父亲母亲“斗嘴”，知道一点他们当年恋爱的罗曼史。父亲向母亲表示爱慕之意时，母亲曾犹豫“缺少共同点”。父亲马上反驳，并说出五个共同点，其中一个共同点就是“裁缝”。
贺龙说：“还有共同点。你姓王，你父亲叫王锦发。我母亲也姓王，叫王金始。”
“你怎么知道的啊？”薛明惊讶地叫起来，目光在贺龙身上稍触即离。
“哈哈，”贺龙得意地笑了。“没说错吧？你母亲是做衣服的，我父亲是裁缝。对不对？”
“这算什么共同点？”薛明小声嘀咕。
“可以共同研究衣服啊，我们还可以比一比缝纫嘛。”
父亲和母亲这一生没少以缝纫为“共同语言”，至少我是见过他们比赛缝纫的，就是用嘴比，动嘴不动手地从量体、选料、剪裁一直比到缝纫、镇边，互相炫耀自己“做”出的那件可意会不可眼见的成衣。当然，最终总是比成平局，谁也不服谁。
父亲贺龙对穿衣的讲究，与他投身戎伍后，注重军容风纪的严格要求不无关系。他说：古人打仗还讲军威，讲个衣甲鲜明呢！在我有记忆中，父亲每做一件衣服，必要立到穿衣镜前，做几个姿势，马上能指出服装的不足，有时叫裁缝改，著改得不合意便也曾自己动手，这里裁瘦，那里加肥，必须穿出去挺挺抖抖，威武雄壮不可。
曾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罗坤山将军回忆说：“贺老总经常批评我们邋遢。怎么不邋遢？那时的军装就是缝起来能穿就行，我们又不像他会自己改改。他有两个斜插兜，我们没有。”
当时，一般军官服有四个大贴兜，里面装点东西便显得鼓鼓囊囊。唯有父亲贺龙，军装要经自己重新设计改制，在保留制服外形不变的前提下，设制两个斜插兜，隐蔽于贴兜之下。不显山不显水地装些东西。其实这与他惊险的斗争生活有关。一般人不会想到他有两只隐蔽的斜插兜，在某种特定的危急场合，如果敌人以为他四个兜都空了，松口气时，他很可能种不及防地从斜插兜里掏出小手枪，转危为安。
他只为政委关向应设制过同样的斜插兜。
贺龙对衣装的讲究，给他那一代人留下深刻印象，以至于成为共和国元帅后，聂荣臻、罗荣桓等元帅都曾注意向他“看齐”：休息时和他穿一样的甲克衫，一样的裤子，手持一样的拐杖，曾留下许多“三帅一体”的宝贵照片。
但是，贺龙讲究衣装合体，样式美观，绝不讲究华丽名贵；讲究整洁干净，决不允许奢侈浪费。抗战时，父亲穿一件缴获敌人的皮大衣，建国后，干干净净传给了我的哥哥贺鹏飞；后来，哥哥又把大衣干干净净传给了我；再后来，我又干干净净将这件仔细缝过不少补丁的皮大衣传给了妹妹贺又明。又明穿着这件皮大衣到延安，到上丹县去插队。返京时，妹妹将皮大衣干干净净地送给了陕北乡亲。妹妹说：“当年我父亲就是在陕北穿上这件大衣，现在就让这件大衣永远地留在陕北作个纪念吧。”
父亲注意自己的衣装，也注意部下的衣装。许多老同志回忆起来都说：“我们见老总时，都得注意一下衣装，他那时就讲卫生，说讲卫生是讲文明，谁衣装不整不卫生，肯定要挨批。”
大军入川时，许多干部不喜欢川剧；过去没听过，现在乍一听接受不了。说“听川剧得少活半年”，看见就想跑。贺龙严肃地批评干部们，是在会上批评：“大军入川，你们看不看川剧，是检验你们能不能在四川人民中间扎根的重要标志，也是看你们能不能深入群众，与群众关系如何的一个标志。”
这一讲，干部再看川剧便不逃跑了，渐渐地，接受了川剧，喜爱了川剧。
有次看川剧，大家都鼓了掌，唯独贺龙没有鼓掌。演出结束后，贺龙接见剧团领导和演员们，将他们戏装的衣领、袖口及袜子分别指点出来：“太脏，你们太脏了。你们在台上，战士们在台下，几千双眼睛盯着你们，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