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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要证明那个迷信的传说：贺龙就是活龙，如今他的后代要出生，素以干旱闻名全国的陕北，居然整日大雨不停。当那雨线扯天扯地，看不清一条条，只剩了一片片，一阵阵，在地上射起无数箭头，在屋檐落下万千瀑布之际，蓦地一声婴啼，接着便是医生护士的欢喜声：“男孩，是个男孩！”
这个男孩就是我的大哥。
消息随着风随着雨，迅速传向四方，传到贺龙耳朵里。当时贺龙正在参加“七大”准备会议，听到得了消息，没有马上回家，只是笑，笑得眉、眼、嘴都成了月牙形，两个拇指轮番去擦眼角笑出的泪水。
工夫不大，毛泽东的电话来了：“贺龙同志啊，恭喜你半百得子。”
接着，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领导人纷纷打来祝贺的电话。
第二天，贺龙才打马赶回家，进门便抓个小板凳朝地上一摆，笑着喊：“来，咱们给孩子洗个澡吧！”
“白天不要洗，晚上再洗吧。”薛明在床上望着丈夫说。
“不，就现在洗。”贺龙当年七岁就被他的父亲扔进河里，学会游泳。现在他可舍不得把刚出世一天的儿子扔河里，抱着儿子不撒手地说：“让儿子早得水。”
“那你就洗呀。”薛明在床上说。
贺龙的眉毛、眼睛和嘴巴又笑成五个月牙，手脚不知往哪里放好：“我不会洗这么个小玩意儿，你来帮帮。我就这点时间，马上要走，马上洗。”
薛明只好下床，帮忙弄来一盆水。贺龙将儿子放入水盆，抓着儿子的小手拍水，嘴里念念有词：“打打水，打打水……”
妻子嗔怪一声：“你别玩孩子。”
贺龙一把推开妻子伸过来的手：“不教就会游水了？他才一天。你给孩子吃什么呀？”
“奶粉。”薛明没有奶。
“喝那清水怎么行？”贺龙皱眉毛，“两天我出去给他打牙祭。”
“他不会吃！”
“我教。”贺龙信心十足，“打只豹子给他吃！”
话音才落，贺炳炎身后跟着一群将军，一阵风地闯进来，高门大嗓地问：“老总，给儿子起名了吗？”
“关政委说叫鹏飞好。”
“嗨，叫什么飞呀。我的儿子是打雷生的，叫贺雷生，老总的儿子是下雨生的，顺着干，叫雨生吧！”
随贺炳炎来的将军们七嘴八舌乱参谋：“贺龙的儿子要有龙字才好。就叫小龙吧！”
乱过一阵，贺龙的儿子便叫了贺雨生。为有龙字，小名就叫了贺小龙。
贺雨生也罢，贺小龙也罢，关向应政委都不予以承认。他坚持自己想出的名字：贺鹏飞。
从听到贺龙得子的消息，关向应当天便拒绝再吃奶粉。当时延安生活艰苦，关向应重病在身，为保证他的营养，毛泽东和党中央特别决定供给他一定数量的奶粉。可是现在他不肯吃了，无论护士怎样劝也不肯再喝一口奶。
“我不行了，我要养后代。”关向应在病床上咳着，喘着，断断续续说，“我没有儿子。贺关一体，鹏飞就是我的儿子，我要养薛明，养鹏飞……把奶粉给薛明送去，给鹏飞送去，给鹏飞吃……”
关向应始终坚持把贺龙的儿子叫贺鹏飞。
1946年7月21日，关向应在延安病逝。噩耗传开，延安一片悲声。延安和晋绥都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
贺龙为这位最亲密的战友英年早逝而悲痛欲绝。在晋绥召开的追悼会上，他念悼词，泣不成声，终于没有念完，掩面放声大哭，悼词只好由别人代替念完。
多少年来，“贺关”一体，名字总是写在一个文件一个命令一个决议上；紧密不可分。如今“贺存关去”，贺龙悲不自胜，痛定思痛，对妻子薛明说：“儿子不要再叫雨生了，就叫鹏飞吧，这是向应同志起的名……”
于是，这个寄托了无限情谊无穷忆念的“鹏飞”，便永远不可改变地做了贺龙之子的名字。
哥哥之后，母亲薛明又生了我和妹妹。巧了，都是旭日东升，朝霞满天之际生下来，分别取名贺晓明和贺黎明。这个“明”，不仅是天明，也是继承了母亲薛明的“明”。于是，毛泽东由陕北渡黄河赴西柏坡的路上，住晋绥司令部时，见到父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三人，便幽默地将大手在我们一家人中间划过，说。“老总啊，你家里是一排龙，一排明，”他换成京剧的腔调，摇晃着肩膀和身躯，做着得意的样子迈开京剧台步，“一排龙，一排明，老龙老明坐当中，你们好得意啊，哈哈哈……”
由于父亲有许多传奇式经历，他的四岁学掌，七岁打“保董”，八岁打堂勇，十二岁打翻武秀才，十七岁杀死一名催租伤人的豪绅家的枪丁，十九岁便开始靠菜刀起家，连续三次举义，独立创建了一个军的队伍，并成为“八一”南昌起义的主力；他一生骁勇善战，杀敌无数，这一切都容易使人把他想象成粗犷、剽悍、豪猛的人物，类似京剧舞台上哇呀呀吼声震天的花脸儿将军。
这其实是误会。天大的误会。恰恰是那些长期共事的老人们没有这种印象，说他勇毅而不粗鲁，强硬而不蛮横，生得来一副豁亮肚肠，待人热情、诚恳、大度。他发脾气的时候很少，眉眼常是笑眯眯地呈现出弯弯的月牙形，登高一呼可以山摇地动，乎日里说话却是柔和缓慢。他的衣食住行要比一般人“讲究”，那是一种文明和进步。他喜欢练字，偶尔也作首诗。一位研究军史的同志说：“他其实是儒将之风。”他就像一张反差强烈的黑白照片，对旧社会的叛逆与对共产党的驯服，对敌人的狠辣与对人民的热恋都是同样的强烈。
在我们子女面前，他的慈爱多于严厉。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来不打孩子，全家只有我挨过唯一的一次打。
那天，母亲正在织毛衣，我们在旁边玩。父亲叫我们别给妈妈捣乱，我们并不在乎父亲说什么，只觉玩得高兴。当我从母亲面前跑过时，恰好毛线团滚落下来，滚到我脚边。父亲错以为是我捣乱，一手抓住我的胳膊，一手抓起把尺子，就朝我的屁股上打，打第一下我就委屈地尖叫起来：“不是我！”打第二下，祖先遗传下来的那种反抗的血液便在全身沸腾了。我扭头在父亲的手腕上用力咬了一口。父亲淬不及防，哎哟一声，松开手。我扑向母亲，母亲抱起我就走，走到另一间屋里不再出来。
片刻，父亲推门进来，他的神气已经显出希望和好。
“你看把孩子打的！”母亲脱下我的裤子，屁股蛋上赫然几条红印，“你不知道你的手重吗？”
“行了行了，她也不吃亏。”父亲息事宁人地赔上笑脸，把手腕一亮，“你看，把我咬的，一圈牙印。”
大约是为了“赔偿”打孩子的损失吧？父亲正式宣布：“这次我带晓明去北京。”
这是1953年。父亲过去到北京开会，从不带孩子。他破例打了我，所以也破例地决定带我去北京。哥哥妹妹嫉妒地盯着我，这使我便觉得光荣骄傲，真有点飘飘然呢。
“晓明，”父亲抱起我，胡子在我脸上扎一下，“你到北京有什么要求？”
过去我很怕父亲的胡子扎，这次为了感谢父亲给我的荣耀，我高高兴兴接受了这一扎，翻着眼珠边想边说：“嗯，要看毛主席，要看天安门！嗯……还要着雪！”
父亲笑了，说：“前两个要求么，给你办到。第三个要求，这次可办不到了，北京已经是花红柳绿，看不见雪喽。”
“能看见。”我坚信不移地望住父亲，“叔叔都说你会、会、会叫风来会叫雨来！”
“呼风唤雨？哈哈哈！”父亲摇头，“我可没有那么大的神通。”
“有！好多叔叔都说你会。”
“会也不行啊，”父亲改变了办法，“叫来一场雪，不就把树把花都冻死了吗？那怎么行啊？”
于是，我放弃了第三个要求。那时进京真不得了，是大事。母亲特意带我去一趟拍卖市场，买了条紫色的旧裙子，回来改一改，前面缀个小和平鸽，就成了我的进京礼服。
母亲还特意训练我一番：“见了毛主席要有礼貌，不许淘气。”我问：“妈妈，见了毛主席我说什么好呀？”母亲笑着说：“你不是早就唱过吗？‘小鸽子，真美丽，红嘴巴，白肚皮……’”我就跟着往下唱：“飞到东来飞到西，快快飞到北京去。见了毛主席，就说我们谢谢你。因为有了你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