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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字西卿，和张学良同为张作霖的原配夫人赵氏所生。虽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但张学铭和大哥张学良境遇相差十万八千里，张学良从出生开始就倍受张作霖宠爱，一直以来望子成龙，寄予厚望。张学铭则完全相反，他刚一出生就犯了张作霖的忌，从此饱受冷落，不被张作霖所喜。
原来，张作霖是个非常迷信的人，1908年张学铭出生的那天，张府看门人老薛头午睡做梦，梦见一个小喇嘛，直冲进院内，恰在此时，张学铭降生了。老薛头从梦中惊醒，起身追赶，被张作霖迎面碰上，张作霖见他慌慌张张，就问：“跑什么跑，进来做什么？”老薛头回答：“见一小喇嘛进了院，因此我才追了进来。”张作霖一听，就很不高兴，骂道：“这小子，找我算帐来了。”原来，早年张作霖办团练时，曾经枪杀过一个匪帮内的小喇嘛，迷信的张作霖认为刚降生的儿子是小喇嘛转世，来向他索命的，所以，无辜的张学铭刚出生，就不被张作霖所喜爱。1910年，学铭两岁时，赵氏带着他从新民府来到奉天找张作霖要钱，晚上学铭哭闹起来，住在另一厢间的张作霖被吵醒了，不由分说就把学铭痛打了一顿。学铭才两岁，本来两岁的小孩夜间啼哭是很正常的事，不应该大动肝火，但张作霖因白天赵氏要钱而将怒火发泄在学铭身上，他之不喜学铭也可窥见一斑。
后来张作霖依靠日本人的帮助，掌握了东北大权之后，他的势力得到不断膨胀，日本人担心他的势力过于强大，恐怕难以控制，就假惺惺地建议张作霖送一个儿子到日本去留学，实际上是作为人质。正在读中学的张学铭因一向为张作霖所不喜，遂被选中派往日本，进入陆军步兵学校学习。大哥张学良倒是很关心这个在异国求学的胞弟，经常写信鼓励他发奋学习，增长才干，曾写过如下一信：
二弟手足：前函谅达。弟能知在异邦奋勉，不贻国人之羞，不丢父兄之脸，兄甚喜。我弟论起东瀛人士，皆努力前程，非同吾国之军阀官僚，日以大烟麻雀为生活者可比，兄闻之更快甚，觉我弟知识高进矣。但望我弟永远保守此种思想，将来学成归国，勿践旧官僚之臭习，是为切妥。。。。。。。切望弟勿入学习院，那是贵族式学校，要知我兄弟力谋平民生活，勿染贵族教育习惯，为盼。我们将来要为中华民族造幸福，不是为个人谋荣华富贵也。盼弟在东瀛留心他们平民生活状态，研究他们一般社会的真精神。弟有什么感触，常常以告兄为盼。
后来，张学铭学成归国，先在东北军任职。1930年10月，他就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1931年3月，出任天津市市长，兼任公安局局长和东北政务委员会财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对于他出任天津市长这件事，张学良非常生气。张学铭因为从小不受父亲喜欢，不被重视，和一母同胞的大哥有天壤之别，心里自然不服和不高兴，此时大哥又继承了父亲留下的大业，主政北平，他认为大哥的一切来得都太容易了，是白捡来的，张学良跟弟弟说，你哥哥能有今天，是把脑袋拿下来干，是拿命换来的！但张学铭不信，老是觉得大哥太顺利了，张学良说他是“欲大胆小，有好处就来”，会做表面功夫，“常常把人哄得好好的”。
张学良主政北平时，本来对天津市长的人选早已确定。但吴铁城出于私利，保举了张学铭当市长，他上报中央政府，在张学良不知情的情况下，中央突然发布了任命张学铭为天津市长的命令。吴铁城此举，有两个目的：一是送张学良人情，因为他与张家两兄弟关系都很好；二是他要拉拢张学铭，想以后多知道点内幕消息。张学良对此事十分生气，他本来是有权否认的，他只要给蒋介石打个电报就可以顶回去，但他考虑再三，他要是顶回去，张学铭不乐意倒也罢了，可吴铁城就完蛋了，蒋介石肯定不会轻饶他的。所以，张学良思虑再三，还是没有顶，默认了这个事实，不过，他后来说，这是他平生最抱歉最难过的事。
张学铭的原配夫人姚氏，是张作霖包办的婚事，两人成婚后长期感情不和，终致离异。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张学铭愤而辞去天津市市长一职，出国到欧美游历。在德国，他遇见了曾是北洋政府代总理的朱启衿的女儿朱洛筠，说来这朱洛筠也算是老朋友了，在天津时，他们常出入于大型的娱乐场所，曾是共同娱乐的伙伴。此次异国相逢，他乡遇故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后来两人一直交往密切，终于结成百年秦晋。无独有偶，朱洛筠还曾是赵一荻的同学和闺中至友，此时密友成为妯娌，交谊更深了一层。后来，当朱洛筠得知赵一荻甘愿抛弃舒适的生活，无怨无悔地陪伴张学良幽禁时，作为同学、至友、妯娌的朱洛筠对她敬佩万分，她曾公平地评价：“我总觉得我们张家所有的人，都对赵一荻欠情很多。在张学良将军被软禁，长期处在逆境的日子里，我们张家的人，不管心肠多么好，有谁能伸出一只援助的手，帮助他做点他需要做的事呢？只有赵一荻，她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全身心地陪伴、照顾着张学良。数十年如一日，多么不易！我们张家所有的成员都从内心敬佩她感激她！”
1937年，张学铭才从巴黎辗转得知国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以及大哥被软禁、拘押的消息，在为大哥担心的同时，张学铭又感到深深的自豪，他很想亲见大哥一面，但是一时无法脱身，只好在异国遥寄思念之情。直到1941年，张学铭夫妇才得以携子张元冲、张鹏举从香港转道回到祖国。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曾任命张学铭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议室中将主任、东北行辕参议室副主任、中将总参议等职，但张学铭一直住在天津，从未上任。
新中国成立后，张学铭一家得到了党和国家的热情关怀。1950年，张学铭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并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毕业时，他希望能做一名真正的劳动者，自食其力，并提出愿意管理公园，于是，组织上就任命他为天津人民公园管理所副所长。后来，张学铭又曾担任过天津市政工程局副局长，还曾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文革”期间，由于周总理的保护，张学铭一家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张学铭对周总理总是感念不已。
粉碎“四人帮”以后，张学铭又先后担任了天津市政协常务委员，民革天津市委员会主任，民革中央委员会委员等职务。虽然年事已高，但几十年来，对大哥张学良的思念却没有稍减，而是与日俱增。每每忆及大哥，他便禁不住情绪激动，热泪盈眶。每年六月张学良生日时，张学铭总会按照传统习惯，在家里摆上寿桃，举行寿宴，领着全家人吃长寿面，遥祝大哥平安，康健。每次一提起大哥，张学铭总会愤然道：“我大哥被老蒋关了几十年，至今还被软禁在台湾，我们在大陆的一家子老小盼了一年又一年，就是不得见面！多少年来，我只能在梦中与大哥相会。”
1978年2月，在全国政协第十五届全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张学铭从怀念周总理说起，又情不自禁地提到了大哥张学良，他情绪激动地说：“我大哥被蒋介石软禁，已经是第四十二个年头了。我大哥几十年来身陷囹圄，孤零零在台湾度日如年，真是苦海无边哪！我们弟兄都老了，难道要我们都到了阴间后，才得以骨肉团聚吗？祖国统一、亲人团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每每想到这些，就气愤、不平、伤心，心里不是滋味！我。。。。。。”激动万分的张学铭气喘吁吁，老泪纵横，他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了。在座的许多政协委员们也都鼻子发酸，感慨万千。
1982年，张学铭已身患重病，病榻上他仍念念不忘身在台湾的大哥。从一本海外出版的中文杂志上，张学铭看到了大哥访问金门的消息，并看到了大哥用望远镜眺望祖国大陆河山的照片。四十多年未见，大哥也垂垂老矣！张学铭感慨良多，他悲伤地说：“为什么不放我大哥回大陆，而要摆弄什么望远镜呢？再说，可以让我去看望大哥嘛！我什么都不怕，单枪匹马一个人去也敢，就看台湾当局肯不肯放我进去。我张学铭今生见不着我大哥，作鬼也要去一趟台湾！”听者无不低头垂泪。
可惜骨肉相聚的心愿未了，张学铭便于1983年因肝硬化而溘然长逝，临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