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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家的支持，才能在北京站稳脚跟。同时，张作霖也想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借助英美势力，牵制贪得无厌的日本，由日本手掌中挣脱出来，获得较多的独立自主权。因此，入关后张作霖与日本的矛盾渐趋尖锐，最后竟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张作霖是个机智善变的人，他善于窥伺各时期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虚实张持，去钻空子。在几次打内战和他处境危殆，需要借助外力时，他会无视舆论反对，接受日本提出的苛刻甚至屈辱的条件，以获得支援，但事情过后就另改一副面孔，设词推诿，概不履行或承认。他在对日交涉上有一个秘诀——从来不订成文条约或协定，也从来不在正式外交文件上签字，预先就留下尔后耍赖不认帐的借口。而日本也以为签订正式条约，可能引起国际麻烦，于事无补，又觉得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不怕张作霖不就范，也默许了这种做法。
张作霖取得北京政权后，日本原以为他一定能顺从己意，解决多年来没有解决的“满蒙悬案”。所谓“满蒙悬案”，主要是指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中有关“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地区的问题。1925年郭松龄反奉时，张作霖为取得日本援助以打败郭松龄，曾和日本缔结密约，密约中规定日本在我东北享有土地商租权和杂居权等条款。但事过境迁，在打败郭松龄之后，张作霖深感这些条件太过苛刻——如果答应土地商租和杂居权，就等于承认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损失太大，照章履行的话，不但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而且也将使自己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处处受制于人，严重影响自己的切身利益，所以，张作霖采取了不加理睬，避而不谈，以拖为上策的办法来对付日本人。对此，日本深为不满，说“张作霖说话，说了不算”。
但对于日本陆军的及时援助，张作霖是心存感激的，他对左右亲信说：“日本人这次帮我，当然有所为的，我们对他的好意，也应该有个报答，我张作霖受日本人的好处，只有拿出我自己的财物来报答他，我将日本银行的存款，全数赠送，表示我的全心全力。日本人如果另有要求，只要是张作霖个人所有，我决不吝啬，但国家的权力、中国人共有的财产，我不敢随便慷他人之慨，我是东北的当家人，我得替中国人保护这份财产，不负他们的所托！”张作霖说到做到，他将自己存在日本正金、朝鲜两个银行的日金存款500万元，全部赠给关东军司令官，分赠日本出力人员。他当时表示：“日本人仗义扶危，武士道的精神，固然施不望报，但张作霖受人一饭之恩，终身便不能忘，这一点意思表示，聊以酬答日本人公私的协助好意。”
1927年8月，日本驻奉总领事吉田茂再次提出所谓“满蒙悬案”问题，有一次竟盛气凌人地对张作霖说：“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作霖听了很不受用，他当即毫不示弱的反唇相讥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好了！”话音刚落，就起身送客。而后吉田茂每次到张作霖那里去谈判，只要一遇到对己不利的话，张作霖就立刻推说牙疼退席，借以拖延时间，抵制日本的无理要求。
1928年4月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4支国民党新军阀联合起来，组成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四个集团军，决定进行“北伐”，共同反对奉系和张作霖。北伐军一路打来，奉军节节败退，张作霖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日本更是趁机纠缠不休，趁火打劫，逼迫张作霖在满蒙问题上作出明确答复。然而，就在日本侵略者不断施加高压的情况下，张作霖在多个场合连续表示，“豁出去我这身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让子孙后代抬不起头来的事！”
1928年5月17日晚，日本公使芳泽拜会张作霖，将日本照会面交张作霖，并提出“满蒙权益”的要求，诱惑说：“如果你答应这个要求，日本可以设法阻止北伐军渡过黄河。”张作霖警觉地看了芳泽一眼，正色道：“我们家中的事，不劳邻居费心，谢谢你们的好意。”芳泽轻蔑地说：“你们打得过北伐军吗？”张作霖不紧不慢地说：“打不过他们，我们可以退出关外。”诱惑不成，芳泽变了嘴脸，恐吓说：“恐怕未必回得去吧！”张作霖才不吃这一套呢，他满不在乎：“关外是我们的家，愿意回去就回去，有什么不行！”芳泽见说不过张作霖，恼羞成怒，便开始挑衅：“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张作霖不为所动地说：“我尚未接到报告。”芳泽接着用威胁的口吻说道：“张宗昌是你的部下，你对此事应负一切责任。”话音未落，张作霖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久蓄的怒火终于如火山爆发般汹涌而出，朝着芳泽熊熊燃烧。他愤然从椅子上站起来，把手里的翡翠嘴旱烟袋猛力向地下摔成两截，声色俱厉地冲着芳泽叫道：“此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他妈拉个巴子，岂有此理！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种叫我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说完撇下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两人3个多小时的唇枪舌战，在硝烟弥漫中不欢而散。
对于日本的照会，张作霖于5月25日通过外交部长罗文干答复日本政府：“于战乱及于京津地区，影响波及满洲地区时，日本将采取机宜措施一节，中国政府断难承认。东三省及京津地方，均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最后并告诫日本说：“深盼日本政府鉴于济南不祥事件之发生，勿再有不合国际惯例之措置•；•；•；•；•；•；”这一答复，措辞及语气都比较强硬，对日本表示了不屈服的态度。
6月2日晚，日本公使芳泽再次来访张作霖，表示日本愿以绝大助力迫退南方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天下，但有条件：（一）吉会路接轨；（二）停筑葫芦岛港；（三）打通路改线。芳泽逼迫张作霖正式签字。张作霖对日本这种趁火打劫的强盗行径，极为气愤，他推说太忙，“等我签字以后，再通知你来取。”张作霖嘱咐外事人员把芳泽让到客厅里等候，他自己则在办公厅里，高声大骂：“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最讨厌这种办法！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宗父母的坟墓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随后，张作霖将一叠文件叫外事人员交给芳泽，并让转告说：“今天太忙了，不能会见，还请原谅。”芳泽一时大意，拿到文件后，没有看就回去了。待回到公使馆，打开一看，上面只有张作霖写的“阅”字，既未署名，更没有“同意”字样，芳泽才知自己受骗了，当他打电话到大帅府询问时，张作霖已于当日乘火车离开北京回奉天了。
在此之前，当奉军屡次败北，蒋军逼近济南时，日方曾和张宗昌密议，愿以日军两师团改穿直鲁联军服装，参加作战，并另以炮兵，进攻蒋军。此后不久，张宗昌在接见大阪《每日新闻》报驻津通讯员时，声称“欢迎日本出兵华北”。张作霖知晓后，立即急电张宗昌，当面予以申斥说：“胜败事小，引狼入室，关系太大，我们可以不干，但绝对不能借重日军，留下万世骂名。”
多年来，日本想在东北实现其“二十一条”的侵略计划，但始终没有得逞。如日人杂居及商租土地等问题，日本“尝胁作霖履约”，但张作霖非但不应，反而急饬地方官民不得把房屋土地外赁给日人，违者处以重罪。从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到他被炸死之前，张作霖曾先后以奉天和吉林省政府的名义，发出严禁日人商租中国土地的训令多达40几号，因为张作霖有如此严令，所以日本人虽屡次“以商租房地向民间尝试，终无一人应者。”张作霖的严禁，终使二十一条如同废纸。
其实，当时的张作霖，“与日本相比较而言，他的地位是很脆弱的。日本在东北的势力，在大多数方面，都比他本人的势力更大。只是在自甘冒险时，他才能够不理睬这个事实。”彼时的张作霖，确实表现出了无所畏惧的精神，在其势穷力竭之际，毅然拒绝日方的诱胁，他对日本的狼子野心，洞若明火，他曾说过：“我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