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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志。现分途前进，清君侧而除宵小，另造三省之新局面。成则公之事业，败则龄之结局。”向张学良表明自己的心意。后一封信劝张学良不要对其父“愚忠愚孝”，希望他“为世界之伟人，不为旧时代之枭桀；为平民所讴歌，不为政客所崇拜”。同时也表达了他举事的决心：“龄临书心疼，涕泪沾襟，暂时相违，终当相聚。。。。。。。大事定后，仍请我公回奉主持一切。设不幸失败，自认驽下，不图恢复，甘愿为农夫以殁世。倘因病弱不能以苦力自食，亦惟有伏剑自杀而已。决不要钱，决不讨饭，决不步现代失败人物后尘。龄之志事，如斯而已。撅诚奉告，虔请钧安。”另外，郭在信件中对张学良也颇有责难、愤怨之词。
张学良看罢信，对郭松龄的披肝沥胆、赤诚忠心很是感慨。他理解郭松龄起兵之因，他也同样从心底里“厌恶内战”，但同时他也恨郭松龄陷自己于今日不忠不孝的尴尬境地，父子之情，岂能割舍，张学良无法接受郭的劝告，他在复信中说：“承兄厚意，拥良上台，隆谊足感。惟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家父。故兄之所谓统驽三省，经营东北者，我兄自为犹可耳。良虽万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君子爱人以德，我兄知我，必不以此相逼。兄举兵之心，弟所洞亮。果能即此停止军事，均可提出磋商，不难解决。至兄一切善后，弟当誓死负责，绝无危险。。。。。。”张学良的信公开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拒绝与郭松龄合作。
郭松龄看了回信后，虽百感交集，心乱如麻，但终究志向已定，无可更改。张学良在父亲的一番痛骂之后，也接受了前线总指挥的使命，布置阻击郭军，至此，这一对昔日的好伙伴、好搭档、推心置腹的朋友，再也没有共同语言，无法谈到一块儿了，只好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情同手足的师友，在会面竟只能是两军对阵，兵戈相见了。
12月21日，奉军和郭军在巨流河边展开决战。仿佛是命中注定，以前在讲武堂时，郭松龄与张学良曾在此演习过，这里的地形、方位，他们都很熟悉，一时间，两人都有恍若隔世之感。战争的形势对郭军不利，因为郭松龄反奉，在奉系中下级官兵中是不得人心的。在郭松龄倒戈的军队中，各级军官都是张学良亲自从讲武堂、教导队中选拔出来的；郭部的士兵们都敬佩张学良的为人，再加上他们都有强烈的宗法观念，不愿对张学良的部队作战。滦州起事时，郭松龄盗用拥戴张学良的名义，还有一定的号召力，兵出山海关后，接受冯玉祥的国民军番号，不再以张学良之名发令，这就使军心大为浮动，迫于命令，倒戈官兵不得不与前来阻击的张学良部队交战，但大多放的是空枪。士兵中流传：“吃张家，穿张家，跟着郭鬼子造反真是个冤家。”所以战斗进行了没几天，旅长富双英和参谋长邹作华便起来反抗，命令士兵停止交战，使郭松龄孤立起来。
此外，日本对郭松龄起事很关注也很紧张，他们在得到了张作霖的优厚保证后，决定“援张排郭”，声明南满铁路20公里以内不准有军事行动，这对张作霖极为有利，为此，郭松龄军队未能直取奉天以至失败。
23日夜，郭松龄败局已定。翌日清晨，他携夫人弃军出走，下午2时，被捕获于民家的菜窖中。张学良闻讯后，要求押解郭松龄夫妇的队伍一定要从他的驻地经过，他毕竟还是难忘旧情，决心放郭氏夫妇一条生路，然而，杨宇霆料到以张学良的为人，再凭郭张昔日的关系，如果不早下手，恐怕再无机会，所以他当机立断，矫称奉张作霖之命，将郭松龄夫妇就地处决了。张学良对郭氏夫妇的死深为惋惜，他曾对部下说，郭松龄是个人才，为国家着想，送他到国外去深造，以后再为东北地方之用。
张学良和郭松龄相交几载，其感情之深，外人很难参透。即使郭死后，张学良也一直对他念念不忘，后来每当遇到难题，深感沉重压力时，常会感叹：“要是茂宸在，哪用我为这份难啊。”痛惜、怀念之情溢于言表。
不过，郭松龄的反叛也在张学良的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如果说从前张学良信奉儒家“以德服人”并身体力行的话，那么此后他更多地借鉴了法家和道家的权术手段，从此不再轻易授人以权柄，身边再也没有出现过像郭松龄那样光彩夺目、权势足以取代自己的下属。从这个意义上说，郭松龄反奉，是他身为人师给张学良上的最后一课。
第三章 潇洒倜傥的民国四公子7、阿芙蓉之好（1）
张学良吸食鸦片由来已久。当时，他以区区弱冠之年，统领千军，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又奉父命频频参与军阀混战，戎马倥偬，时时目睹战场上杀人如麻，血流成河之惨状，内心惶恐不安，几难排解。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奉双方相持不下，作为总负其责的司令官，张学良精神无比紧张，开始吸食鸦片，藉求麻醉。这是他初度涉足，浅尝辄止，未曾上瘾，但吸食时飘飘欲仙的解脱之感，已让他欲罢不能。
1925年，郭松龄倒戈反奉，此事对张学良几乎是灭顶之灾，打击之大，难以言表。为了解脱忧思与苦恼，张学良借毒消愁，再次与鸦片结缘。郭松龄生活艰苦朴素，在人欲横流的旧时代，他能严格约束自己，也严格要求张学良。此前他常常规劝张学良勿染旧军阀、官僚之恶习，不要打麻将和抽大烟，要读新书刊。对于郭松龄的铮铮直言，张学良都是很乐意接受的，郭松龄的失败被杀，使他失掉了一位良师益友，从此再也没有人能管束他了。由于张学良的性格恣放，时常无法克制自己，因此，吸食鸦片渐至成瘾。
郭松龄事件后，张学良接受了教训，不再设副手，军政大事一切均由自己决定，每当疲劳困顿袭来时，他就靠吸食鸦片提神，长此以往，又养成了依赖毒品驱除疲劳的恶习，天长日久，竟成痼疾。
1928年父亲张作霖在皇姑屯遇难后，张学良对日本侵略暴行痛恨不已，悲愤交加，更是常以毒品麻醉身心，无法自拔。其实，他岂会不知鸦片有害之理，他自己也承认吸大烟是一种很不光彩的行为，曾对周围的人说：“一个活人不能叫一个死东西管着。”所以1928年夏天，张学良决意戒除毒瘾。但他病急乱投医，听杨宇霆说有一种日本进口的注射药名叫巴文耐鲁，对戒除鸦片有特效，便叫私人医生马扬武为其注射。岂料这种日本进口的药物虽去瘾止痛，但里面含有海洛因，注射日久，有习惯性，结果一段时间之后，张学良虽然放下了烟枪，却再也离不开吗啡针。且针瘾欲演欲烈，一天之内需要注射多次，即使在接见宾客，举行宴会的时候，每隔一段时间也必须离席入内注射，愈发搞得身体孱弱不堪不说，还伤神误事，常常引人误解。当时张学良任陆海空军副司令并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驻节北平，有一次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到北平来看他，张学良强打精神陪汪谈话，勉强支持了一个多小时，实在没精神了，只得请汪精卫稍坐一会儿，他则召医官进里屋去打针，注射完毕，又赶快出来陪汪。汪精卫将此举视为张学良摆架子，对他无礼，从此与张结怨。张学良认为马医官不辨真伪，是他的失职，盛怒之下将其逐出了帅府。
1931年春，张学良因病入住北平协和医院，告痊后，重又吸烟，形神日非，不能自拔。“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热河失陷，举国上下对张学良进行谴责，张学良的烦恼、焦躁、忧愁、痛苦无法摆脱，于是，他更加变本加厉地吸食毒品、注射吗啡麻醉自己，以摆脱难言之苦衷。刚刚三十出头，昔日英俊飘逸、神采飞扬、意气风发的少帅变得面黄肌瘦、弱不禁风、老态龙钟，如同六十多岁的农村老头。1933年3月，在背负“不抵抗将军”的罪名下，他被迫引咎辞职，悄然南下，住在上海法租界高乃依路1号。虽然衣食无虞，但常年吸毒成性，毒瘾却相当难熬，他的胳膊、大腿，打针的瘀痕累累，肌肉铁硬，有些地方甚至连钢针也插不进去。端纳初见他时，觉得“这个人已病入膏肓，对他自己和国家来说，都毫无价值了”。黄绍竑在北平会晤张学良时，见他“骨瘦如柴，病容满面，精神颓丧，大家都为这位少帅的精神体力和指挥威望担忧。”
宋子文、端纳等人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