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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的张学良聪敏过人，思想活跃。当时正值辛亥革命，不久袁世凯篡夺了大总统要职，杨景镇老师就此事叫张学良作文一篇，题为《民国之害甚于帝制》。这时的张学良已经具有新思想，拥护共和，反对帝制，所以他写了与老师的作文题目截然相反的内容，阐述民国是时代潮流的必然产物，复辟帝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那时敢于反抗老师的教诲是大逆不道的事，老师看罢大怒，告到张作霖那里提出罢教。张作霖非常生气，要责罚张学良，被督署秘书袁金铠劝住了，他对张作霖说：“大帅，你不能只听老师一面之辞啊，还是先看看汉卿的作文写了什么再说吧。”张作霖觉得此话有理，便要袁金铠去看看张学良的作文。袁金铠看了后大加赞赏，向张作霖报告说张学良的作文符合时代潮流，根本没什么错误，而是杨景镇老师的头脑已经跟不上潮流了。张作霖这才知道错怪了张学良，他当然不会再惩罚学良，反而解聘了杨老师，另又请到辽阳名儒白永贞讲授古典文学。
白永贞是清代拔贡出身，当时担任国立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国文教授，学品端方，素有文名，写得一笔好字，对学生循循善诱，从《三字经》、《百家姓》教起，再读《论语》、《孟子》直到《史记》，还学作文、填词和书法，张学良的国文水平在白永贞的教导下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能作千言，下笔颇快”。他古文功底扎实，作诗填词得心应手；书法师黄庭坚，喜作篆书和钟鼎文。这一时期的儒家传统教育，使张学良的忠孝仁义思想根深蒂固，使他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愚忠思想，这从后来他对蒋介石始终不渝的忠诚，反映得最为明显。
转眼间，张学良长大了，他交了个南满洲医科大学的学生作朋友，耳濡目染，他对医生职业心生敬慕，也希望能成为一个医生，悬壶济世。可是父亲一心想让他继承自己的军阀事业，并不同意他学医。张学良暗暗下定了决心，打算离家出走，逃往美国，进美国的大学学医。他买好了车船票，又与美国的朋友联系妥当，万事具备，张学良又有了犹豫，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朋友陈英，陈英先是责备他太不懂事了，“你父亲不是希望你成为军人吗？你这样做，你父亲肯定会难过的。”接着又给他出主意，“我教给你一个好办法，向你父亲撒个谎，就说到美国去读军校，你父亲肯定会赞成的。到了美国，你想干什么都没关系了。”听了朋友的话，张学良又考虑了好久，“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也束缚了他，父亲早已为他选择了军旅之路，最终张学良还是屈从了父命，放弃了自己认定的“救人”职业，走上了行伍生涯。
张学良先是和三个朋友一起报考保定军校，不料考期已过，学校专门为他们设了个考场，考时四人互相抄袭，但因没学过数学，都答不上来。考官拿出去找人代答，结果四人居然都考取了，还名列前茅。不过，张学良最后也没有去就学，他被父亲用“激将法”送进了讲武堂。
讲武堂原是清光绪年间赵尔巽任东三省总督时所设，训练陆军巡防和八旗武员，是东北唯一受新式陆军训练的军校。1919年，张作霖为增强军事势力，培植奉军军官，特拨巨款重办讲武堂，课程设置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相差无几，张作霖自兼监督，他切盼张学良能获得军事学识，很希望学良第一期就入学。他怕张学良不去，又怕他吃不了苦，受不了军纪约束，于是用“激将法”对张学良说：“你甭去了，去了怕给我丢脸。”果然此计很灵，自尊心极强的张学良就是受不得激，他决心进讲武堂，并且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表现，让父亲刮目相看，于是，张学良就进了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
从此天马行空惯了的张学良，举止行动乃至饮食起居都严格按照章法，张学良学习很勤奋，除了规定的战术、军制、兵器、地形、交通、筑城这六大军事课程外，每天还有作五十里路急行军练习，训练非常繁重。张学良的成绩很好，每次考试都是名列榜首，其他学生不服气，误以为是他沾了父亲的光，校方有意偏袒。学校知道后，有一次就采取突然袭击，教育长熙洽亲自监考，要学生全部调换位置，当堂出了四道题，结果只有张学良一个人全答对了，这次考试解除了学生们的误解。其实奉军的中、下级军官都是行伍出身，文化素质很差，有的甚至从未读过书，而张学良本就有良好的文化基础，再加上天资聪明，学习刻苦，学习成绩自然是鹤立鸡群了。
一年后，张学良以炮兵科第一名的成绩从讲武堂毕业，被授予陆军炮兵上尉衔，任奉天督军署卫队营营长，从此正式踏上了军旅之路。
晚年张学良曾自嘲地说：“我希望学医，成为救人的医生，结果倒成了杀人的军人。”
第三章 潇洒倜傥的民国四公子3、青年会的热心人
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张学良开始希望能够学习一门外语，当时奉天城是东三省的军政和文化中心，那里有许多日本、英国、法国、美国、俄国的租界及领事馆和商务代办机构。特别是日本，不仅有总领事馆，还有警察署、独立守备队、特务机关等。但张学良没有选择学习日语，他首先学的是英文，老师是奉天交涉署英文科科长徐启东。以后，经同学周大文和医师杜泽先介绍，张学良结识了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的许多人物，该会的总干事美国人普赖德便成了此时张学良的英文教师，张学良为青年会所吸引，逐渐成为该会的活跃分子。
沈阳基督教青年会开始筹办于1914年，张学良入会之前，该会仅有狭窄的十几间租赁房屋作临时会所，游艺室很小，与北京、天津、上海青年会的规模无法相比。开展的活动也很有限，仅有英文夜校和周末的讲演会。尽管条件简陋，但夜校的英文课程由外籍干事亲自讲解，因此办得很有生气，极受青年人的欢迎。青年会的经费，除了外籍干事由各该国供给外，其余全都依靠募捐，草创时期，筚路蓝缕，进项极少。
自从张学良加入青年会，并成为其中的中坚分子以后，它的面貌便大为改观。张学良对公益事业十分热心，他入会后，自作董事并拉来许多东北名流加入，还与地方当局商洽请拨会址。每次募捐，张学良总是踊跃打头阵，自任队长，穿着紫衣玄裳，手拿大把物品，在会场往来穿梭，逢人就劝说购买，高呼“密斯特”，最为活跃。只要有他参加，募捐的收获必定丰厚。经过几年的惨淡经营，青年会的业务蒸蒸日上，终于正式宣告成立，盖起了一幢三层大楼，教室、游艺室、讲演大厅等应有尽有，设备也很齐全，足以与京津沪会所媲美。
青年会成为当时奉天最时髦的地方，是少年张学良最早与社会的接触，他用不纯熟的英语，求教于普赖德，普赖德每天教张学良两个小时英语，还附带介绍世界知识，西方风俗习惯，张学良的思想见解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倾向西方化。除普赖德外，张学良还结识了不少外国友人，其中有不少西方传教士和教育界人士，如苏格兰人邱树基、丹麦人华茂山、文汇书院派克尔夫妇和在奉天西方人中声望最高的惠特等。
张学良在青年会学会了跳舞、打网球、玩高尔夫球，后来又学会了开汽车、驾驶飞机，他开始对西方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青年会里，张学良如鱼得水，享受着在家里得不到的乐趣，呼吸着传统式中国家庭所缺乏的自由气息，他越来越喜欢这里的所有活动。当时沈阳基督教青年会在外面已经小有名气，能够邀请到许多社会名流、学者文人来作讲演，每当这时，张学良总要参加听讲，并且在大帅府里铺张一番，隆重招待。基督教青年会上海总会的余日章、北京总干事陈敬一、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都曾经先后来沈阳讲演，其中张伯苓的演讲给少年张学良留下了及其深刻的印象，他受到了强烈的震撼，爱国思想自此萌生。
那天张伯苓先生讲演的题目是《中国之希望》，面对内忧外患，张伯苓先生大声疾呼：“中国不亡吾辈在”，张学良一听很生气，当即反驳说：“有我在，中国就亡不了，你这是讲的什么，你把你自己想成什么人了！”在张学良看来，张伯苓虽然是社会名流，有很高的地位，但他毕竟不过只是一校之长，无财无权更无一兵一卒，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