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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孩子没爹。贺老师告诉我。在这儿，孩子有母没父不是个别现象，旁人对于单身生男育女的女同胞也不以为怪，这是当地的一种古老风俗，渊远流长的一夫多妻、一妻多夫至今并没绝迹。听说，在单身母亲身上播下风流种的，还有那么几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呢，县里的某局长，保持经常关系的就有四五个……你看到的这个孩子，他妈带着他去找过父亲，也是在县里拿工资的，本来不想认，后来看到这孩子模样长得俊，挺喜欢，就暗暗认了，有时给孩子妈一点补贴……
据社会学家考证，一夫一妻制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远古时期，人类在家庭与婚姻关系上实行群婚制，群婚造成孩子的父亲身份难以确认，而母亲则不可能摆脱生养子女的责任，这样，整个社会和家庭就形成了以母亲为主体的结构，在历史教科书上，这种社会形态被称之为母系社会。青藏高原，由于其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数千年来的发展变化十分缓慢，壤塘这一带向来跟外界交往尤少，原始风尚保存得更多一些。几十年前，这块地方一下子跨进了新社会的门槛，当地人的生活方式顿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几十年的改造毕竟难把几百几千年的习俗完全扫进芝尕河里去，在这一大片泥屋组成的村落中，母系遗风犹存，也确乎无须叫人惊奇罢。
十一、母系遗风
半夜里，忽有一阵寒意将我驱醒。
睁开眼，漆黑一团，窗外，雨声哗哗。时有冰凉的细水珠溅在脸上，耳畔还听到嘀哒嘀哒的声响。不对头，下雨咋下到屋里来啦？莫非这屋子漏雨吧？
摸出手电筒，打开一照，哇，果然漏雨，屋顶好几处滴水不止，地板上到处水汪汪的，被子已淋湿了一大滩。
断电已两天了。我披上衣服，点燃蜡烛，找到一块不太漏雨的地方，将床铺搬了个家。躺下再睡，被子虽已淋湿，好在还没湿透到里层，聆听着窗外的雨声，朦朦胧胧中再进入梦乡……
天亮了，雨也停了。乡供销社大院里，一丛丛青草被雨淋过，翠绿欲滴。一只美丽的小鸟，有一对黑白相间的翅膀，红冠红爪，在草丛中悠闲自得地溜达，那气度就象一个高傲的小公主。当你走近它时，它扑闪几下翅膀，加快脚步走开，高高的头冠象一把开阖自如的折扇，一会儿竖起，一会儿放下。环顾四周，雨后的群山，碧碧绿绿，郁郁葱葱，焕发着生命的朝气。空气极纯净，还飘忽着淡淡几丝草木的清香。当此时节，正是青藏高原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天气不冷不热，漫山遍野一片绿色。
这个供销社开办于哪一年，未加详察。在实行完全计划经济的年代，农村中每个人民公社都设有供销社，这是国家向农民供应各种物资的主渠道。放开搞活以后，乡里冒出了好几家私营的“夫妻老婆店”，卖点油盐酱醋毛巾肥皂之类，尽管规模都很小，但当地购买力本来低得可怜，不消多久，家大业大的国营供销社没法再维持下去，不得不于去年关门大吉。
比较起来，这供销社留下的两排十多间尖顶瓦房，比当地藏民的土屋可强多了，可是一下雨，居然会漏成这样，真不知当年盖这房子时屋顶上的瓦片是谁铺的。
村子边沿，有座寺院正在加砌一堵围墙，这场雨一下，将砌了一半的土墙冲开了一道大裂口，雨水裹着泥浆往下淌，还未干固的墙体塌陷了一段。一千二百年前，藏王赤松德赞在西藏山南地区初建桑耶寺时，白天砌起的围墙一到夜间便自动倒塌，泥土都被山鬼搬回远处，直到藏王把莲花生大师请来西藏，将当地的妖魔鬼怪一一降服，寺院才得以建成。今日这场雨，未必能怪罪到山鬼头上去吧？既然冲塌了，那就化功夫重砌吧。这个地方穷固然穷，但在建造佛教建筑上，是绝不吝啬人力物力的。
跟藏民住的土屋相比，中壤塘乡那座二层楼的办公大楼，可算是挺现代的砖瓦水泥建筑了，但若客观一点讲，今日上海郊区最普通的一户民宅都比它象样得多。乡办公室拥有一部电话，那是一种最老式的手摇电话机，通过蓄电池和电话线，可跟壤塘县城的总机房保持一定的联系，不过要把电话打出县城以外的地方，那恐怕还是一种异想天开的奢望吧。在办公楼前面的地面上，还搁着一只接收卫星信号的锅形电视天线，这给人一种很现代的感觉。听说这是省里拨下来的，以消除全省电视接收的“盲点”，但乡里怕耗油，很少用。“七一”那天，乡里倒是根据上级指示，把柴油发电机泵泵泵泵开了个大半夜，播出了“香港回归”的历史性镜头。很多藏民象过盛大的节日一样赶来看电视，把放电视机的那间屋子挤得满满，来晚的只好站在屋子外面看。
为了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落后面貌，国务院曾在一九八四年根据全国二千几百个县的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将一百四十多个县列为“贫困县”；后来为了突出帮困重点，又将其中的二十三个县列为“最贫困县”。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的壤塘县，即为这二十三个“最贫困县”中的一个。
我在藏哇寺所在的中壤塘乡呆了两星期，曾想找乡干部了解一下乡里的情况，有几天我每天到乡政府的办公楼里转上一两次，可是尽管一间间办公室的门都敞开着，却看不到一个办公的人。大概，在这既无乡办工业又无集体农业连集体副业也没有的地方，平时也实在没什么事情要乡干部操心的吧？办公室墙上挂着不少奖状，什么二等奖三等奖等等。从贴在墙上的一张乡干部名单看，乡党委、乡政府、乡人大、乡武装部、乡妇联、乡团委等各种机构一应俱全。排在名单头一位的，自然是乡党委，党委书记是个姓孙的汉人，其余副书记、乡长、副乡长等等大都由藏人担任。
全乡二千几百口人。占人口大部分的僧侣，物质生活上主要靠家人的供养和替老百姓念经做佛事来解决，几大包青稞粉，一两袋酥油，再弄点木柴，就可维持一年了。普通乡民，其生活来源主要靠放牧牛羊及种点青稞。夏天，有的藏民上山挖点贝母和虫草，卖给药贩子，弄点零化钱。
乡里有一所小学，是上头拨款建造的，教学楼是一幢二层楼的砖瓦房，大部分窗玻璃都已破碎，为了挡风，拿一些塑料袋钉在窗框上，塑料袋大多也破了，风一吹，飒飒抖动。
听副校长大洛介绍，这所小学建于七０年，九０年改成寄宿制学校，目前全校学生一百二十三名，分五个年级（一至六年级中，缺了个三年级），每年级一个班。学生大多走读，住校的有七八个，那是实在住得远的。学校师资力量不弱，一共有八个教师，六个毕业于州师范学校，两人省藏校毕业。学校开设藏语、汉语、数学、体育、音乐五门课，每个教师一周上十八节课，不算轻松。可是，尽管国家投入了不少资金，这儿的小学义务教育却收效甚微。小学入学率，也就是说，全乡符合初级义务教育对象条件来上学的，据九六学年的统计，仅有32。8％。而在这已经入了学的一百二十三名学生中，至少有一半学生是经常缺课的。
我去的这一天，学校正举行期末考试，全校到了九十七个学生，肯定是一年中学生到校人数最多的一天了。
为了鼓励娃娃们来上学，除了学费全免并免费发给课本簿册，还对每个小学生每月补助十几元，在当地，这是一笔颇可观的外快。同时，对于不肯来读书的，乡政府采取罚款措施，所谓罚款，也就是把孩子家长的牛没收掉。如此恩威并济，依然激发不起当地人把孩子送去上学的热情。
后来，学校又想了个法子，聘请了一位当地很有名的活佛担任学校名誉校长，到了关键时刻，请活佛出面讲讲话，动员乡民把子女送到学校去念书。这一招还比较管用。乡民们对乡长的话可以不听，对县长的话也可以不听，但对活佛说的话还是肯听的。现在这32。8％的入学率，有相当部分就是仰仗活佛的号召力才实现的。
跟这儿的教育设施相比，乡里的医疗卫生条件似乎更差一些。乡里有一所卫生院，共两个小房间，医疗设施极简陋。五年前这儿发过一场大水，冲垮了当地很多房子，卫生院也被冲塌了，现在用的这两间房，基本上属于危房。
一张木桌、几条板凳、一只听诊器、搁在一只小木橱里的百来瓶常用药，就是这所乡卫生院门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