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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落后面貌，国务院曾在一九八四年根据全国二千几百个县的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将一百四十多个县列为“贫困县”；后来为了突出帮困重点，又将其中的二十三个县列为“最贫困县”。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的壤塘县，即为这二十三个“最贫困县”中的一个。
我在藏哇寺所在的中壤塘乡呆了两星期，曾想找乡干部了解一下乡里的情况，有几天我每天到乡政府的办公楼里转上一两次，可是尽管一间间办公室的门都敞开着，却看不到一个办公的人。大概，在这既无乡办工业又无集体农业连集体副业也没有的地方，平时也实在没什么事情要乡干部操心的吧？办公室墙上挂着不少奖状，什么二等奖三等奖等等。从贴在墙上的一张乡干部名单看，乡党委、乡政府、乡人大、乡武装部、乡妇联、乡团委等各种机构一应俱全。排在名单头一位的，自然是乡党委，党委书记是个姓孙的汉人，其余副书记、乡长、副乡长等等大都由藏人担任。
全乡二千几百口人。占人口大部分的僧侣，物质生活上主要靠家人的供养和替老百姓念经做佛事来解决，几大包青稞粉，一两袋酥油，再弄点木柴，就可维持一年了。普通乡民，其生活来源主要靠放牧牛羊及种点青稞。夏天，有的藏民上山挖点贝母和虫草，卖给药贩子，弄点零化钱。
乡里有一所小学，是上头拨款建造的，教学楼是一幢二层楼的砖瓦房，大部分窗玻璃都已破碎，为了挡风，拿一些塑料袋钉在窗框上，塑料袋大多也破了，风一吹，飒飒抖动。
听副校长大洛介绍，这所小学建于七０年，九０年改成寄宿制学校，目前全校学生一百二十三名，分五个年级（一至六年级中，缺了个三年级），每年级一个班。学生大多走读，住校的有七八个，那是实在住得远的。学校师资力量不弱，一共有八个教师，六个毕业于州师范学校，两人省藏校毕业。学校开设藏语、汉语、数学、体育、音乐五门课，每个教师一周上十八节课，不算轻松。可是，尽管国家投入了不少资金，这儿的小学义务教育却收效甚微。小学入学率，也就是说，全乡符合初级义务教育对象条件来上学的，据九六学年的统计，仅有32。8％。而在这已经入了学的一百二十三名学生中，至少有一半学生是经常缺课的。
我去的这一天，学校正举行期末考试，全校到了九十七个学生，肯定是一年中学生到校人数最多的一天了。
为了鼓励娃娃们来上学，除了学费全免并免费发给课本簿册，还对每个小学生每月补助十几元，在当地，这是一笔颇可观的外快。同时，对于不肯来读书的，乡政府采取罚款措施，所谓罚款，也就是把孩子家长的牛没收掉。如此恩威并济，依然激发不起当地人把孩子送去上学的热情。
后来，学校又想了个法子，聘请了一位当地很有名的活佛担任学校名誉校长，到了关键时刻，请活佛出面讲讲话，动员乡民把子女送到学校去念书。这一招还比较管用。乡民们对乡长的话可以不听，对县长的话也可以不听，但对活佛说的话还是肯听的。现在这32。8％的入学率，有相当部分就是仰仗活佛的号召力才实现的。
跟这儿的教育设施相比，乡里的医疗卫生条件似乎更差一些。乡里有一所卫生院，共两个小房间，医疗设施极简陋。五年前这儿发过一场大水，冲垮了当地很多房子，卫生院也被冲塌了，现在用的这两间房，基本上属于危房。
一张木桌、几条板凳、一只听诊器、搁在一只小木橱里的百来瓶常用药，就是这所乡卫生院门诊室的全部家当了。
我请乡卫生院的程医生谈谈这儿的情况。这位小伙子二十七岁，戴副眼镜，九二年从阿坝州卫校毕业，分配来这儿工作已有五年。
“这儿的医疗条件，你都看到了，比内地‘文革’中的赤脚医生都不如。平时，我们就靠听诊器和注射器给病人看病，连最简单的‘三规’检查（指血液、尿液、粪便常规检查）设备都没有，更不要说象Ｂ超、Ｘ光透视、外科清创这类在内地最小的医院里也极普通的常规设施了……”说到这儿，他露出了一丝苦笑。
“昨天来了个病人，名字叫益母，是个女的，六十岁，肝炎晚期硬化，已引起肝腹水和下肢水肿。象这种病，最起码要验验肝功能，最好再作个腹腔穿刺，可在这里显然不可能。我只是凭经验给她确诊。我要她去县医院检查治疗，她不愿去。她要我帮她消除水肿，我这里无药可开，唉……”他脸上显出沉闷的表情，作为一个读过四年卫校的医生，他希望能对所有来向他求援的病人尽到自己的一份责任，可他常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心有余而力不足。
“前两个月，有人抱来一个小娃娃，出生才十五天，天冷，患新生儿硬肿症，象这种情况，只要用恒温箱进行保暖，就可治疗，可是，这儿哪有恒温保暖箱啊！过了两天，这小娃娃就死了……”
这时，有个藏民抱着个二三岁的小孩来打针。程医生把他引到另一间屋子，那屋里的桌椅更破旧，桌上放着些外用药水，还有一只小型高温消毒锅。一张带靠背的长凳横放在屋子中间，凳子后面堆满木柴，一直堆到墙壁。这儿冬天很冷，刚才他说了，一到冬天，常常连药水、注射器都冻住。
程医生用镊子取出注射器，安上针头，拿酒精棉花在注剂瓶盖上消了毒，抽出药水，又拿酒精棉花给小孩屁股抹搽几下，然后将针头扎进去。他的动作十分利索，小孩刚发出哭声，他已完成了一整套肌肉注射系列动作。
我问他，在卫校学的是什么专业？
“西医为主，内、外、妇、儿科都学过。到这儿来，就不分什么科了，什么病都看。”
我又问，这儿一共有几个医生？如何分工？
他说，连他在内，一共三个医生，都是卫校毕业分来的。门诊，大家轮流值班，不分什么内科外科。其它方面的分工是，他负责卫生防疫，杨医生负责妇幼保健，蔡医生负责预防接种。
工作忙吗？
“平时不算忙，但有时是很辛苦的，比如半夜里有人来找你出诊，再冷的天，你也要马上爬起来。今年春节，当地麻疹流行，我们三人在节日里也天天有一个人坚持上班。可我们连一分钱加班费也没有。”
有交通工具吗？
“没有，别说摩托车等交通工具一样都没有，连工作服白大褂都不发一件呢！”
这儿缺医少药的情况上面知道麽？
“知道。”他拖长了声音说。“有什么不知道？我们给县卫生局、县领导打过多次报告，给省里也写过报告，没用。噢，唯一的结果是，有一次上面批了点钱，给卫生院修了个围墙。去年，有个中央卫生部的副部长也到这儿来看过，他们是来搞扶贫的，我们汇报过，也没什么结果……”
但不管怎么说，乡供销社的砖瓦房、搁在地上的锅形电视天线、小学校、卫生院……哪怕还有种种不如人意处，毕竟已为这高原上的穷乡僻壤带来了现代文明的温煦。
一天，我又去看望贺老师。从他的屋里望出去，只见对面的屋顶平台上，正站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一身不合身的破衣服，沾满泥巴，但脸上却透着一股灵气。他睁大两只眼睛，正好奇地望着我呢。
我问贺老师，这是谁家的小孩？长得挺机灵的。
这孩子没爹。贺老师告诉我。在这儿，孩子有母没父不是个别现象，旁人对于单身生男育女的女同胞也不以为怪，这是当地的一种古老风俗，渊远流长的一夫多妻、一妻多夫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