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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好多精力，常常顾了吹笛顾不了捏眼儿，深感力不从心，他想叫何春秀到管委会把妇女工作抓起来。春秀在娘家就是团支部书记、办社骨干，脑袋好使，工作能力强，肯定是个好帮手。
自从何春秀嫁到东堤下村来，乍没了工作，觉得没抓没挠的。开始她想，石大夯总会给她安排个工作干，不料一直没动静。为此，她对大夯有意见：你石大夯心胸也太狭隘了，咱们做不成夫妻，你就把我晒起来呀！再说那又不怪我，何必报复！当然她不会对碾子直接这么说，只是无心发燥地闹脾气。碾子体谅她，就安慰她：“是金子就会发光，大夯会给你安排有。”说是这么说，可总没动静，春秀就一个劲儿闹。碾子说：“要不把我这民兵连长让给你干吧。”春秀把嘴一撅，“不稀罕。”
石大夯何尝不愿给何春秀安排工作呢？之所以没安排，主要是有顾虑。一是她来的时间短，人们还不太了解她，怕接受不了；二是她要当了干部，俩人接触必然会多，怕勾起过去的感情，影响碾子两口子的关系。随着农业社的发展，十分需要有人把半边天的工作抓起来。何春秀表现不错，就想安排她当妇女主任。
对于何春秀任职，李碾子早就求之不得。到会上一讨论，他却说：“女人当什么干部呀，能下地挣工分就不赖了。”大夯批评他轻视妇女的大男子主义思想，他把嘴一咧说：“她要当了干部，我就倒霉了。”佯装不同意。大伙儿说：“咱村干部都是男的，添个女的不赖，‘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让春秀当妇女主任，一百个赞成。”就顺利通过了。
大夯有意躲避春秀，就让碾子代表管委会给她谈。碾子说：“这是管委会定的事，两口子怎么说？”大夯想想也是，就让碾子通知何春秀，吃过饭来农业社办公室。
吃过晚饭，何春秀让碾子刷锅，就去社部了。大夯正坐在煤油灯下看报纸，听见脚步声就知道春秀来了，那颗平静的心马上跳起来。他对春秀有愧，不敢正面着她，顺嘴问道：“吃饭了吧？”
春秀一见大夯心里就有气，冷冷地说：“你叫我来干啥？”大夯说：“我对不起你，请你体谅我。”
对于他俩恋爱的夭折，春秀总抱怨自己大意失荆州。现在大夯叫体谅他，反而把责任推到了他身上，“老人不同意你可告诉我呀，可你……”
已经时过境迁，说啥也不可挽救了。大夯不愿再提这事，就说：“咱俩虽然没成一家，还是好同志……”
这并没有平息春秀的情绪，反而把她满肚子的火点起来：“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哩，什么同志？我看你是对我有看法！”
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大夯苦笑着摇摇头，长出了一口气，没有表白，更没有和她争论。春秀说：“大夯，你知道我为什么还要嫁到你们村吗？”
大夯不想听，赶紧截住说：“碾子这人不错，忠诚老实，待人厚道，工作肯干，在村里人缘很好。”
“我不是为碾子，是为你！”她委屈地说：“我一天不见你，心里就空落落的，就六神无主，恍恍惚惚。可我嫁到你们村这么长时间了，你却不跟我打照面，我就这么讨厌吗？”说着，那眼泪就涌出来。
大夯好威屈，想解释一下，又不知怎么说，只好打掉牙往肚里咽。春秀接着说：“我一直放不下你，天天想着你。你可好，至今躲着我，不见我，连工作也不给我安排，真没想到你是这么个人！……”
大夯脑子一片空白，他虽冤枉却不想洗白。疼痛的伤口不需要去抚摸，愈合的伤疤更不应再揭开。他不愿再品尝那杯苦酒，故意把话头岔开：“春秀，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今天叫你来，是管委会研究了你的工作，决定让你当妇女主任。”
春秀仍然像刚出笼的包子——满带气，她言不由衷地说：“我工作不工作倒没啥。只要你不忌恨我，别给我小鞋穿，就知足了。”
春秀话里带刺，大夯并不计较。他不愿再跟她谈下去，就说：“你的任务就是把全社的妇女工作抓起来，碾子是民兵连长，李仁杰是团支部书记，你们仨要好好配合。”
春秀有满肚子话要对大夯说，却不知说啥是好，呆呆地愣在那里。
这时窗户上有个人影在晃动。大夯警惕地高声问：“谁？”
那人一闪没了。大夯出来一看，有个人急匆匆地顺墙根溜了……
对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谁也吃不准。东堤下村两个农业社正在深入整顿的时候，县委又下了紧急通知，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会议的中心是学习贯彻党中央关于农村合作化问题的指示，批评以“小脚女人”为代表的右倾保守思想。
这个会议非常严肃。在报到的时候，《大会须知》上就强调了大会的纪律：不准迟到早退，不准交头接耳，不准胡走乱串，不准随便找县级领导谈话。石大夯一来，就感到这次会议的气氛很紧张。他还听说，县里有的领导犯了错误。在开幕式上，大夯发现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没有县委副书记梁才，心里不由地一震，莫非梁书记犯错误了？不可能。梁书记最讲实事求是了，怎么会犯错误？
会议由县委书记陈列夫主持并致开幕词。他在认真分析了全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形势之后，强调说：“这次会议主要是解决各级干部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思想认识问题，要求大家过好社会主义关。”接着，由新来的县委副书记韩霖传达党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村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人们一听，就觉得这次会议与当前整社的气氛不一样，充满一股子火药味。果然不出所料。下午，县委副书记梁才就在大会上检讨自己的右倾思想。大伙儿听了，心里都沉甸甸的。
开会之前，杨旭就像知道这次会议精神似的。对鲁子凡说：“我先给你打个招呼。这次会议很有来头，我们要做好挨批评的准备。”老鲁不解地问：“咱区农业社的整顿很有成效，挨什么批呢？”老杨叹口气道：“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说罢，摇摇头叹息道，“都怪我思想不坚定，对这股倒退风顶得不坚决。”
“倒退风？”鲁子凡听着有些刺耳，不由地皱起了眉头，“整顿是为了更好地前进，怎么是倒退呢？”
鲁子凡一听大会报告，便觉得自己的思想与这次会议精神格格不入。他不知道上级为什么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知道什么是“小脚女人”。自己平时注意学习，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按照党的指示办事。没想到自己做的，却与这次会议讲的大相径庭。他心情沉重，想找老杨谈谈，老杨却指指墙上贴的《大会纪律》，冷冷地说：“有话会上讲。”他不禁皱起了眉头。
杨旭把自己装扮成个一贯正确者，在会上夸夸其谈地大讲自己发展农业社的功绩，不仅把取得的成绩都揽在自己头上，还大谈自己如何与右倾思想进行斗争，说什么“在我们区的主要领导同志中，有的就被来势凶猛的合作化运动下破了胆，成了典型的‘小脚女人’。由于我们区委的头脑一直是清醒的，所以顶住了歪风邪气，才没有被‘小脚女人’拖住前进的步伐，取得了现在的巨大成绩。”
鲁子凡想不通，明明是建社的进度太快了，超过了群众的思想觉悟，农业社问题百出。暂时停下来整顿是对的，为什么被说成 “小脚女人”？难道从实际出发就是右倾吗？他想从文件中找到解开思想疙瘩的钥匙。对照文件检查，自己并没有对群众中蕴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认识不足，只是对运动高潮的到来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难道这就是文件批评的“小脚女人”吗？他问杨旭，“咱们区办社在全县一直居领先地位，怎么能说是左摇右摆的‘小脚女人’呢？”
“有的村终究停下来整顿了嘛！”杨旭严肃地说，“老鲁同志，我们要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只有看到了思想上的差距，才能明确前进的方向；只有放下包袱，才能轻装前进。错误思想有啥舍不得丢掉呢？”
“我不能稀里糊涂地瞎检讨，这不是对党负责的态度！”鲁子凡提高嗓门争辩着，“我们党历来主张实事求是。如果弄不清对错，分不清是非，今后怎么工作呢？”
杨旭用惊异的眼光看着这位共事的伙伴。这些年，杨旭在与鲁子凡的相处中，总感到老鲁有许多与自己不同的地方。他对工作认真负责，有时又非常固执；他看问题准确，有时又有些偏颇；他勇于承认缺点和错误，又容易反复。他总认为，这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