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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这种地覆天翻天的变化，源于那场叫做土改的运动。对这场革命的到来，他比爹预感得早。他见共产党深受穷人们拥护，就觉得快变了，一再劝爹改改那暴躁的脾气，对长工、对街坊邻居、对乡亲都好一点儿，缓和一下与村里人们的关系。然而，他那傲慢的老子却不以为然，认为共产党、八路军是土包子，成不了什么气候，兔子尾巴长不了，依然我行我素。结果，在土改中吃了苦头，一气之下，命归黄泉。他曾经恨过那场革命，恨过领导这场革命的党，恨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那些穷棒子。是共产党领导穷光蛋们夺走了他家的财产，分光了他家的土地、牲口、房屋和农具；是共产党的政府判他和李月萍离婚，而且把他丁家的独根苗苗带走了。
在那场运动中，丁步堂只能老老实实地接受训斥，主动交待问题，在工作队和农会面前低头哈腰装孙子。原来他觉得，家里的土地、财产是祖祖辈辈省吃俭用积攒下的。听了贫下中农们血泪斑斑的控诉，才懂得了什么是剥削，才知道爹不是什么大善人。他的刻薄和霸道，他的所作所为令人发指，难怪一贯驯服的长工们会愤怒起来。他这才觉得对不起石老大一家。民国三十二年，爹不该趁大灾之年，把石老大赶出家门，不仅使他一家饱受流浪之苦；也不该娶月萍做二房，夺大夯之爱。细想起来，这是一种罪过。他觉得丁、石两家的冤仇算是结下了，掌了全村大权的石大夯说不定怎么收拾他呢！石大夯复员并当了支书，他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然而，这个一村之主并没有对他进行报复，只是让他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过去他没下地干过活，从小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劳动，对他来说是一种脱胎换骨的改造。他深深尝到了改造的痛苦和艰难，动摇过，气馁过，甚至想过死。但他怕死，强忍着活下来。他知道跑到台湾去的蒋介石不会甘心失败，听人说再叫嚷反攻大陆。兴许有一天自己能时来运转，东山再起，再把天和地翻过来。他咬牙坚持着，企盼着有朝一日风云突变。但他没有看到共产党垮台，看到的是新政权的巩固和经济复苏，跑到台湾的老蒋甚至连个消息也听不到了。他感到失望、苦恼，更感到痛苦和孤独。共产党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都贴上阶级的标签，打上阶级的烙印。既然把他家排到了地主的位置上，也就把他最大恨度地孤立了起来。村里没人敢跟他来往，甚至在大街上走个对面也没人理他。他好像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生活在真空里。他盼着共产党垮台。然而，从他见过的杨旭、鲁子凡和石大夯这些共产党的干部身上，根本找不出什么毛病。他们没有一点架子，凡事都跟老百姓商量。他们不谋私利，处处为老百姓着想，真心实意地为穷苦人办事。他所企盼的变天梦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渺茫。眼前的现实是每五天就被叫去训一次话，所听到的是千篇一律的“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那颗企盼变天的心渐渐凉了。
当东堤下村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庆祝石大夯那个曙光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的时候，对他的震动并不亚于土改。他做梦也没想到一家一户的地会伙起来。有人说共产党“共产”，莫非就是这么个“共”法？土地入了社，作为地界的石头和桑树墩子都刨掉了，再也分不出原来是谁家的地了。土改时虽然分走了他家的土地，焚烧了他家的地契，但留有地界。哪块地是他家的，他心里记得清清楚楚。地一入社，地界一刨，什么标记也没有了，再也分不清哪块地是谁家的了。他感到无限怅惘和悲哀，梦想复兴祖业的愿望彻底破灭了。难道自己就这样混一辈子？他不甘心，又无可施计。惟一的出路就是表现得积极一些，主动向干部们靠拢，主动干些扫街垫路的好事，以讨好干部群众，改变村里人对自己的看法。为了改变难耐的孤独，他曾想过入社。但一想到共产党的阶级路线，又褪气了。自己与人家不是一路人，怎么能进一个门呢？
正当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无限苦恼的时候，听说石大夯要娶媳妇了，觉得该去随个份子。这是村里的一种习俗，是一种人情往来。不在东西多少，是关系近的一种表示。在过去，他们家每逢红白大事，人们都争着送来份子，尽管有的挺穷，甚至连饭都吃不上，东摘西借也要表示一下。虽然不是出于真心，不心甘情愿，还是这么做。那是因为怕得罪东家，不叫他们种地或遇事卡巴他。现在人们送礼随份子倒是出于真心，自觉自愿的。这种大事如果不随个份子，就会被人看做两家断绝了来往，甚至结上解不开的疙瘩。如果两家有点隔膜，红白大事上一走动，这隔膜就消除了，两家关系就会好起来。正因为这样，他觉得必须给石大夯送份礼。这种事本来有人张罗，不知为什么没人通知他。可能因自家是地主，有意和他划清界限。如果是这样的话，自己更应该主动去把礼补上。不然，将造成终生遗憾！
村里人随份子，一般都是送中堂。几个人或十几个人凑钱买幅中堂，写上自己的名字，花钱不多，也算表达了一份情谊。他想送块幛子，又没那么多钱。只好花几角钱买了幅中堂，用毛笔恭恭敬敬地写上“贺石老大令郎花烛之禧”和自己的名字，然后换了一件干净衣裳，便亲自送去。
在路上，丁步堂盘算着去石家后第一句话该怎么说，猜想着石老大一家对他会是什么态度。他心里有些忐忑，总怕人家不收，甚至把自己拒之门外。如果那样就尴尬了。即便这样，他也要硬着头皮送去。
走进石家，他看到石老大，赶紧挤出一副笑脸迎上去，点头哈腰地说：“大叔，这事我事先不知道，来晚了，多多包涵。”他没想到石老大不仅收下了他的礼物，对他还客气了一番：“乡里乡亲的，破费啥呀！”尽管这是客套话，他心里挺舒贴，一块石头落了地。
按照风俗，凡送了礼的，都被请去喝喜酒，以表示答谢。酒宴一般安排在当天晚上。丁步堂就坐在家里等着。等了半天没有动静。老婆林佩茹说：“咱家成分高，人家不会请你，快吃饭吧。”他不死心，想再等等。老婆说：“你馋了？就是人家请你，也不能敞开肚皮吃。”丁步堂摇头笑笑，女人家真是头发长见识短。他盼的哪是石家一顿饭呢，这关系到石老大一家人对他的态度啊！
天黑下来，石家终于请他去喝喜酒了，是四吐沫给他捎的信，这使他惊喜不迭。看来石家并没有另眼看待他。他感到安慰，又不满足。这种事都是本家人亲自来请，石家为什么让四吐沫捎信呢？这显然是一种不尊重。一时又没了去赴宴的兴致。正当他犹豫去不去的时候，四吐沫又跑来了，问他：“你到底去不去呀？我可把信儿捎到了。”于是他不再胡思乱想，跟四吐沫一起去了。
丁步堂前来赴宴，引起了韩天寿的注意。他虽当了村长，却一直不服大夯，处处在挑他的毛病，想取而代之。他见丁步堂来石家喝酒，不禁眉头一皱，脑子里立马划了个大问号：怎么请他来了？他那黄眼珠子一转悠，顿时喜上眉梢。支部书记竟请有夺妻之恨的地主分子喝酒，阶级立场哪里去了？他故意提高嗓门，大声和丁步堂打招呼：“也请你来了！快里边坐。”
丁步堂不知韩天寿为啥对他如此热情，稀里糊涂地点头应着：“韩村长，我也来贺喜呀！”
韩天寿说：“步堂，大夯的喜酒可要多喝几杯呀！”
“那是，那是。”丁步堂应着往里走，见院里好几大桌都坐得满满的，不知坐哪儿好。韩天寿又大声招呼大夯，“支书，丁步堂来了，坐哪一桌啊？”
石老大过来了。丁步堂忙迎上去说：“大叔，道喜，道喜。”石老大双拳一抱，“同喜，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