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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泰国经管的关税），大清朝中诸大臣对大清帝国的损失，不痛不痒也。
后来赫德（RobertHatrt）继李泰国为总税务司，固亦有充任大元帅之雄心也。其后终以文人不胜此职，乃改介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WilliamsM。Lang）。琅氏在李鸿章正式编练北洋海军时，自认出任副提督，官职实系“总查”（总教官），然汉文语意不清，英译固为海军上将（admiral）也。琅氏出身英国皇家海军，带职出任中国海军官职。英国海军原为三头马车制，因此琅氏也要在中国海军中实行两头马车制。终于闹出所谓“升旗事件”。琅氏不甘“受辱”，乃一怒而去。中英关系，为之搁浅。下节再续论之。
无独有偶。谁知五十年后，“酸醋约瑟”史迪威（JosephStilwell）在重庆也不甘心作“花生米”（“花生米”为蒋委员长在二次大战期间，国际密电码中之代号）的“参谋长”（总查？），硬要出任“中国陆空军总司令”，最后为“花生米”所撤职。史氏一怒而去，也为其后雅尔塔会议伏下艰难之一笔，贻患至今未了。
这些历史上的小故事，你说它大，也不太大。你说它小，可也不太小。有关它们的中西史料，是汗牛充栋呢！因此研究这种历史，史料就不是问题了，史料多的是嘛！那么问题所在，便是如何去“解释”这些史料了。根据这些初无异说的历史事实，要用简明而抽象的语言，把它们“解释”得言之成理。这在社会科学领域便叫做“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笔者自五〇年代中期在纽约各大学兼授中国近代史以来，讲稿十易，非全为新史料之出炉也。实在是想“自圆其说”。讲一点自己可以相信的学理，然后再去课导各族学生，让他们也相信“师说”罢了。
“甲午战争”过去已一百年了。原始史料大致也已发掘殆尽。根据这些史料，来把这次战争，作一综合的解释，这就是笔者胆大妄为，在本篇拙文里所致力的了。
“甲午战争”的阶段性
与洋学理接触既久，每好替土学理打点翻案官司。这大概也是“五四后”（PostMay4th）中国文化界应有的现象吧！自五四（甚或更早）以来所谓“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被洋人和新派学人骂惨了。子曰：“再思可矣！”我们在骂人之后，来他个“再思”（secondthought），便时常发现“骂过了头”，甚或“骂错了”；乃至“你自己才该骂呢”！例如洋人和他们的中国徒弟们，总欢喜说：“倒霉的中国，三千年没进步。”我这个世界通史教师倒发现将中国比异族，一二千年来，我们的政治社会制度却最为稳定呢！连个倒霉的小脚，也一裹一千年不放；慢说是“三纲五常”、“四维八德”和“三公九卿”了。小脚是混帐了，而三纲五常、四维八德、三公九卿就一无是处哉？！去其渣滓，汰出有用金属，就不能替所谓“西方现代文明”拾遗补缺哉？！
笔者正撰拙文半截，忽然老友杜维明教授敲门辱访。我初以为维明兄有私事相询。孰知他竟为谈学问而来，真使我受宠若惊。
杜教授近承哈佛大学校方之委任，正组织汉学儒教在该校必修科中之普及工作，列为大学本科生必修课程之一部分。受业者恒至千人以上，实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前所未有之盛事也。
维明说：“近百余年来，我们都在向西方学习。现在他们的好东西我们都学会了。他们也该学学我们的好东西了！”
杜子之言，深得我心。杜教授为今日华裔最突出的“五四后”的学者和思想家。非一般保守的所谓“国学大师”所可同日而语。
——这也是“现代化”和“超西化”（PostWestern），与“僵化”和“基本主义者”（Fundamentalists）之别也。
长话短说。我们有个两千年不变的文化定型。但是这个“定型”在鸦片战后，维持不下去了。它要“转型”。转型从“变”开始。它从“千年不变”，忽然地弄得“十年一变”。连变二十变。穷则变、变则通。变它两百年，变出一个新的“定型”来。然后它又可以千年不变了。
或问：这新的定型是什么个模式呢？曰：吾不能确知也。它将是全民族的智慧、经验和血泪，通过两百年的“历史三峡”，慢慢熬出来的。等它熬出来之后，足下自会恍然大悟也。
——如今我们这个历史三峡已快到尽头。诸位稍安勿躁。另一“定型”已隐然在望矣。
所以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便是一部中国文明转型史，而这个转型运动是有其显明地“阶段性”的。“甲午战争”便是一极重要的阶段——它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阶段的开始。
——用一种最新的具体语言来表达，那便是由“四化”进入“五化”。没有“五化”，则“四化”往往是徒劳（着重“往往”二字）。这便是“甲午战争”打败仗最基本的原因。至于多开两炮，少打两炮，朋友，那是小事也；不足挂齿也。
原始四化，先炮后船
“四化”这个东西，在清末原叫做“办夷务”、“办洋务”；叫做“师夷之长技”；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民国学人把它加一顶洋帽子，叫“自强运动”、叫“科技现代化”、叫“国防现代化”。
科技现代化最早搞起的，是林则徐所发动的船炮政策。但是林则徐这位科甲出身的士大夫，和他的上司道光皇帝，和上司的儿子咸丰皇帝，以及许多“中兴名臣”，都属于“望洋兴叹族”（且用一个新式台湾语词）。他们只搞“炮”，不搞“船”。在他们看来，在那波涛险恶的大洋之上，去与蛮夷搏斗，做个“龙王三太子”，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历史上，上至秦始皇，下至戚继光，都未尝动下海的念头，何况他们。所以早期的船炮政策，在道咸两朝，只搞炮，不搞船。
在鸦片战争期中，林则徐曾向美商买了一条一千零八十吨的大洋船“剑桥号”（Cambridge），并装了三十四尊英制大炮。但是林钦差并不要把这条大洋船开到海上与英船对轰。相反的，他把这洋轮横停于珠江口内，作为障碍物，兼作炮台之用。结果被英国水兵爬上去，连船带炮给开走了。
后来长毛打到上海附近（一八五四），要与小刀会合流。那位行商出身的上海道吴健彰，颇通洋务。他知道洋船是无敌的。所以他向洋商买了一条吃水四百三十吨，名叫孔子”（Confucius）的大洋输来“助剿”。并雇了些洋水手来驾驭“孔子”。后来那个在清军与长毛之间反反复复的美国瘪三华尔（Ward），便是“孔子”的一个水手。后来吴健彰不要“孔子”了，他把“孔子”送给江南大营的向荣。向荣对“孔子”也没兴趣，因为“孔子”太胖大。不够灵活。在长江里动不动就搁浅。而那些划小舢板的长毛，却躲在小河湾和芦苇之中，“孔子”对他们毫无办法。所以向荣也不要“孔子”。
——这也是上述李泰国所购八条大洋轮，被退货的基本原因。
总之早期清廷的“满大人”（Mandarin）们，都对洋人的开花大炮有兴趣，而对洋船没兴趣。要搞国防现代化，他们就拚命买大炮，筑炮台。因此上至旅顺口、大沽口，中在吴淞口，下及虎门栅，他们买了无数尊开花大洋炮；建了数十座海防大炮台，等待着“夷人”登陆。朋友们相信吗：后来在“一二八”（一九三二）、“八一三”（一九三七）期间，我们在吴淞口大炮台上，放得震天价响的开花大炮，都还是逊清末叶的曾文正、李文忠装上去的呢！
炮是购自外洋。但是消耗量极大的炮弹、鱼雷、水雷和步枪，总应该自己造造吧！因此，在太平天国快被打平前后，曾国藩当了两江总督，左宗棠当了闽浙总督，他二人乃在上海、福州（马尾）、南京三地，分别招洋匠，购洋机，自制洋军火了。殊不知洋人是船炮不分的。能造炮弹，就可造炮；能造炮，就必能造船。我们既能自制大炮，很自然的也就能自制“火轮”了。这便是后来的“江南机器制造厂”（今日已能制造十万吨以上的远洋大轮，说不定已在设计制造航空母舰了）、“马尾造船厂”和“金陵兵工厂”的起源了。等到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这项军火工业便扩展到汉阳、天津和大连了。各地封疆大员也可乘乘自造的火轮了。
既然自己能制造小火轮和小炮艇，则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