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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原为现时代的时代精神而已，何可归功于一人。只是胡适之是这项外来思想，最有力的启蒙大师。五四以后，大师小师之间也只有他一人，不计毁誉、不论成败而坚持到底。时至今日“胡适”与“自由民主”，已一而二、二而一的分不开了。“胡适”这个具体的人名，已足以代替“自由民主”这个“抽象”的概念，所以他才有足与列宁相抗衡的力量，足以左右中国的将来。
胡先生告诉我，中国传统思想中他最信服的是老子。老子比孔子更“老”。他是孔子的老师。孔子的思想是受老子影响的——我的朋友成中英教授，运用西方逻辑推理治中国思想史，也是如此说的。胡先生说，他的思想成熟期，是在康乃尔大学时代。某天早晨他在校园内的铁索桥上，俯视绮色佳大峡谷，见到山岩被水冲刷成溪的迹象，而对老子以“至柔克至刚”的哲理顿有所悟。
事实上胡适的思想也就是山峡中的流水。它迂回、它漩绕、它停滞、它钻隙……不论经过何种阻扰，它是永远地流下去。溪流冲石，千年万年，岩石总会消蚀成一个大峡谷来。
——这便是胡适的大方向；一个潮流的方向；中国前途的方向。
胡先生最喜读的一首宋诗，大体是：千岩不许一泉奔，拦得溪声处处喧，等到后头山脚尽，悠然流水出前村。这实是有自信心的夫子自况，也是胡适思想终能风靡全国的道理。
疮痍满目的小框框
当然天下原无十全的圣人。我们尾随适之老师顺流而下，但并不是说适之先生所有的教条都是金科玉律。胡适和孙中山先生一样，他跻身圣贤的条件，是他的宗师形象和学术思想的大方向。大宗师如谈起具体的小问题来，他往往也和其他的学者一样是疮痍满目的。
胡适以二十来岁的青年，一日自海外归国，便大讲其五千年文明的优劣而要以一厢情愿的思想改造之，如禁读文言、毁灭方块宇等等，未免是瞻大妄为。至于他的什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也只是拾乾嘉之余慧，为社会科学前期的辅助技术而已，谈不到是什么真正的“治学方法”。不过这些都是若干无关宏旨的小框框，瑕不掩瑜。笔者对这些小框框所论已多，不想重复。烘云托月，还希望后来的注疏家去继续发挥吧！尚感读者贤达，不吝教之。
* 为纪念适之先生百龄冥诞而作 第十章 中国近现代史的拓荒者郭廷以先生 第十章 中国近现代史的拓荒者郭廷以先生
教我做research的启蒙师
在海内外大中学里教授文史学科，简直就教了一辈子。行有余力则以撰文；以中英两文著书写稿，至今也在千万言以上。不知老之已至，还在不断涂鸦。引句时髦话，说我自己是个“职业史学工作者”（professionalhistorian），大致也不算过分。毕竟搞了一辈子嘛。
俗话说：“家有黄金万两，不如一技随身。”我这个“职业”史学工作者，如果啖饭维生，也有“一技随身”的话，想来想去，这个“一技”，就应该是英语里的research了。
research这个英文单字，近日几乎成为现代学人的口头禅。小至在学术上情窦初开的大一大二的在学青年；老至白发盈头的国学大师，大家忙个不停，都是在“做research”。但是research究竟是什么通义，翻译成汉语，可不大容易。
我个人最初对这一辞汇发现翻译上的困难，那还是大学一、二年级的事。那时我阅读“西洋通史”班上的英语教科书，学会了这个辞。但是翻查所有的英汉辞典，都把这个辞译成“研究”、“探索”……一类的意思。其实“研究”、“探索”等等，均不能涵盖这个research的英文单字。
“research”是个很具体的治学的法则与程序；而“研究”（正确英译应为study）则是空泛的抽象名词。正如我们日常口语常说的，对某件事物要研究、研究。意思是探索、探索，讨论、讨论。这就不是research了。
research是近代西方科学兴起以后的研究法则和研究程序的总名称。这种法则和程序，在我国传统学术里有一些与它有关的零星名词，如“考据”、“训诂”、“由约及博”（演绎）、“由博返约”（归纳）等等，而没个涵盖一切的总名称。
所以“做research”的完整程序，就要包括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要包括傅斯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如今时近二十一世纪，胡、傅之说已早嫌不足。在当前的“行为科学”里，还有个“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程序。然后再找出，大至宇宙发展，小至社会里的酒色财气等等运行的“规律”（laworrules）。严格的说起来，这一整套的法则和运作的程序，才叫做research。聪明的胡适把这一套简化成“科学实验室的方法”；这也就是他宣传一辈子的现代化的“治学方法”。虽然以偏概全，也不太离谱。
适之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他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翻阅《大英百科全书》，无意中翻到的。以后就受用了一辈子。
顾颉刚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适的《水浒传考证》，看出来的。
郭廷以先生学会这套“方法”，显然是在清华大学读研究院时，受了蒋廷黻和罗家伦两人的影响。罗是清华校长；蒋是历史系主任。他两位对郭老师都是最赏识的。蒋是哥大的博士，与胡适一个山门出来的。罗则是胡的学生，讴歌胡适一辈子。
我自己开始学“做research”，则是在大学二年级，上郭廷以老师中国近代史一课，逐渐摸索出来的。那时我已知道这套治学方法和程序叫做“做research”。但是怎样翻译成中文呢？我就苦思不得其解了。
原来在比较文化学上，两种语言的互译，一般都是具体翻译易，而抽象翻译难。例如我国道德观念里的“仁”、“义”二字，尤其是“义”这个辞，在英语里就无法直译。《三国演义》上说关云长“义薄云天”。这个“义薄云天”简直就无法翻译。因为在西方的道德范畴里，没有“义”这个概念。因此英文里就没有这个同义字了。要把“义薄云天”这宗汉语道德观念，译成英文，你就得噜噜苏苏，转弯抹角，讲它一大片了。
research这个西方概念，也没个汉语同义字，因为我们原先没这套东西。我学了这套东西，是在郭老师课堂里摸索出来的。至于怎样摸索的，那还得从头说起。
《万有文库》没啥好书
那时是抗战中期最艰苦的岁月。一九三九年夏季，我在熔全国“流亡学生”于一炉的“国立（第八）中学”毕业。接著参加科举考试，竟然考进了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战时中学毕业生参加“全国统考”，能考入顶尖的中央大学，那真比满清“乡试”中，考个举人还要难。
我以一个十九岁来自沦陷区的流亡学生，穿著草鞋短裤，千里步行，翻山涉水，在敌机狂炸声中，跑到了重庆。头发已两月未剃，初生的小胡须，已在腮上唇边，四处萌芽。加以经年不知肉味，两条腿瘦成两枝泥稀稀的竹竿。那副尊容，今日回思，仍觉可笑。就这样，我跨入了沙坪坝，那全国青年心目中最崇高尊贵的“国立中央大学”；真是板儿进了大观园。
那时全国统考，只考“笔试”，未考“口试”。我考入中大时，首先还要在形式上补考个口试。我乃到历史系办公室的门外去排队候试。当那位助教唤我进去时，我看那上面坐著一位面目森严，戴著一副黑框大眼镜的“教授”。我向这“教授”鞠个躬。他头也不点一下，只是把手一指，叫我在他公案前的小凳子上坐下。他稍看一下我的文件，两眼向我一瞪，问道：
“你在中学里读过些什么书？”我一下就被问慌了。想不出在中学里读过些什么“书”。只是记得战前我校有一部崭新的《万有文库》。我们师生爱惜它，借阅时，都用手帕包著看，以免污染。所以我情急智生说：
“读过《万有文库》。”
“《万有文库》？”教授说：“《万有文库》里，没什么好书！”
“……”
我情急智不生，不知如何作答。
“还读过些什么？”教授又追问一句。
“还读过《史记菁华录》。”我恭敬作答。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