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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园父中山先生原是个见多识广，能说会吹（学术名字叫做“宣传”吧）的，有名的“大炮”。他说“兴中会”单在南洋即有会员十万人。美洲更有的是金山、银山。千万华侨是如何地富庶多财、慷慨好义，为革命之母。三合会、致公堂足如何地凶狠，清吏无不闻声落胆。他与欧美朝野两界的过往，又是如何地得心应手……。总之，这些小革命团体之所无，正是这位孙逸仙大革命家之所有。—— 大家携手合作，截长补短，何愁清社之不屋乎？
现说现卖，一九零五年八月十三日，星期一，日本中国留学界，在麴町区富士见楼，开群众大会欢迎孙逸仙先生。先生着笔挺的白哔叽西装、戴通草帽，按时出现于讲演台上。中山是第一次以现代政治家姿态。向广大而热情的政治群众发表了政治讲演。他使尽他天赋的讲演天才——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的演说天才（见《毛泽东思想万岁》中毛对孙的评语）——使尽了浑身解数。中山一炮而红。他风靡了当时在场的一千数百位听众；透过这些听众，他也风靡了在东京的两万名中国留学生。透过中国留学生，他也风靡了数以千万计的黄海彼岸的祖国同胞。——孙文在中国革命中的不移地位，也从此确立了。
一个星期之后，一九零五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一，在中国近代史上起划时代作用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一家市民住宅里，便呱呱坠地了。（为免日本政府干涉，会名中删除“革命”二字。）
“同盟会”这个革命大拼盘
“同盟会”是怎么回事呢？它的名字本身就说明得很清楚。它是许多小革命团体（加上许多革命单干户）所联合组织的一个革命大同盟或革命大拼盘。其性质就颇像抗战末期就开始组织，今日在大陆上仍变相继续存在的“民主同盟”。
“同盟会”最早的团体盟员计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军国民教育会”、“科学补习所”等等。按道理，这些小团体一经入盟，小团体本身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了。但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干法。咱中国人知识分子是欢喜搞小圈圈的，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也。原是无党无派之人，一经卷入“党派”，还要再制造小派系，何况原先已有党派了呢！“国共合作”期间，有所谓“跨党分子”（毛泽东、周恩来当时都是“跨党”的）；“民主同盟”初期老盟员也大多都有双重党籍的——例如某人是“民主同盟”盟员，他同时也是“青年党”或“民社党”党员。这样一来许多盟员就要发生“双重忠诚”（double allegiance） 的问题。一旦这双重忠诚发生抵触，盟内党内就要闹分裂了。
事实上，同盟会成立之初，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当时当选“总理”（也就是党魁）的孙中山先生本人就是个“跨会分子”。他原是“兴中会”的党魁。但此时兴中会已不复存在。原兴中会员加入“同盟会”者，也只有中山本人及梁慕光、冯自由三人而已，而中山却念念不忘他的兴中会。所以等到“同盟会”需要有个“会旗”时，中山就坚持非用原兴中会的“青天白日”会旗不可。党魁示人不广，这一下就和他的副党魁黄兴几乎闹翻了。——这点小芥蒂，在这两位可敬的民族领袖心中，是死掉也要带进棺材里去的。
华兴会当时是“同盟会”团体盟员中，最具实力的一个。华兴会员在第一次入盟时即有九人之多，再加上个《二十世纪之支那》这个杂志和社址。这刊物旋即易名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黄兴既坐了同盟会的第二把交椅，他倒能舍弃“第二种忠诚”而和中山合作无间，但是华兴会在精神上却并未消失。那些后来不愿或无意与“同盟会”发生直接关系的小团体，像共进会、日知会和文学社等等，实际上都与华兴会有最密切的关系。
至于光复会，它在一开头便是“同盟会”中二恳兴下大的盟员。会员中最初加盟的，也只有一个人。同盟会早期的重要位置，他们也未分到一席。一直到章太炎因“苏报案”在上海坐牢期满，于一九零六年夏季，东渡日本，接编《民报》之后，光复会的会员在同盟会内才稍形活跃。《民报》也以太炎接编而声价十倍，畅销一时。与保皇派的《新民丛报》之笔战，尤其脍炙人口，誉满神州。
孰知好景下长，《民报》发刊未及两年，日政府在清廷压力之下，赠中山巨款一万五千元，礼逐中山出境。孙公未与众议，乃收下巨款（留两千给《民报》），便于一九零七年三月四日率尔离去。这一下不得了，几乎触怒了留在东京的全部盟员。他们在章太炎、张继等的带头之下，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驱孙怒潮—— 同盟会分裂了。光复会也恢复了它自由的组织，和同盟会分头革命了。是年夏季，徐锡鳞、秋瑾等起义失败就义，后来国民党党史上都认他们是同盟会的死难先烈，其实他二人都不是同盟会会员。后来那位被蒋志清（介石原名）亲手刺杀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原来倒是同盟会员，并做过《民报》总编辑。陶氏之死，算是叛徒或烈士，连治党史的也难下笔了。
同盟会这次虽然分裂，但是并没有把这一大拼盘闹垮。
第一是因为这时革命的浪潮已如日中天，而且是全国性的。在千万革命志士、无数革命集团各自为战、群龙无首的状态之下，“同盟会”和“孙逸仙”却正好具备这个“首”的资格。引一句洪秀全告诉李秀成的话：“朕的江山，你不保，有人保。”
第二是，同盟会的团体盟员此时已不发生决定性作用，因为绝大多数（数以千计）的新盟员，原都是一些革命的单干户。他们在入盟之前并没有个小组织。因此也没有“第二种忠诚”——他们就一心一意，生死以之，为同盟会的理想奋斗到底。这种单干户最标准的代表，便是汪精卫（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和胡汉民（一八七九～一九三六）了。汪是广州秀才中的“案首”（即第一名，也是“三元及第”中的第一“元”）；胡则是“举人”丛中“每发必中”的名“枪手”或“捉刀人”，在科举中为人“代考”。一九零二年胡为某兄弟捉刀皆中举，曾获报酬银洋六千饼（见汪、胡二人自传）。那时的六千元银洋是一宗吓坏人的财产。
所以汪、胡二人都是清末第一流的才士。他二人入盟之后，立刻就变成《民报》的台柱。再与章太炎等相配合，真是云从龙、风从虎，几管毛笔，横扫天下。而他们的对手方的康、梁也是海内第一流。因此在清末他们的文坛对阵，其光辉灿烂，真照耀古今。那时还是个中学生的胡适，也为之目迷五色，赞叹不已。所以同盟会自然也就成为中国革命独一无二的发言人了。
但是汪、胡在加盟之前都没有参加过小组织。因为广东佬那时，不论是革命或保皇，都站在最前排。搞革命要做“会党”，汪、胡不为也；搞保皇要抬举“载湉小丑”（章太炎办《苏报》所用的詈辞，章也为此坐牢），汪、胡亦不为也。所以他二人就变成排满革命的单干户。一旦入盟，也就只有第一种忠诚。追随中山，作其肱股，而终身不渝了。中山也幸亏有了这哼哈二将。
但是那时保持同盟会不致分裂的最大功臣，应该还是黄兴。黄兴是“同盟会”中的实力派；也是孙公之下的“林彪”（法定接班人）。他已是众望所归，用不着搞什么“五七一”就可接班。但是黄兴这个人虽也是个跨会分子，却有点儒家气质——也可说是“固有文化”的涵养吧——他识大体、有气度；他拒绝了赵匡胤的那件黄袍。并且苦口婆心、任劳任怨的维持了“同盟会”的团结，这才有后来的中华民国。
不幸后来有一些史家，按传统治史的方法，把缔造民国的功勋，全部派给了国父孙中山先生，而对黄克强的贡献，显然是只给了些低调的认可。这可把他的小女婿薛君度教授气坏了。君度不知吹断了多少根胡子。他为这位民国的cofounder 老泰山明怨白谤，真忙了�